陈云曾说：“中共最大成就，就是培养出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我党我军我国三者的创始人，起着引领的作用，不听毛主席就失败，最后还得靠毛主席出山反败为胜，没有毛主席，不知道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少年，他是引领着别人，成就着别人，而不是反过来。” 湘江边一阵风掠过，橘子洲头像被人轻轻翻页。 《沁园春·长沙》那股少年劲还在，写词的人当年只是一九一四年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书桌靠窗，墨水味混着潮气。毕业前夕，他同蔡和森等人组织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又去钻研马克思主义，像把火星藏进袖口，走到哪儿都烫。 一九二〇年，他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 第二年七月，他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到地方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长沙、安源的工人运动被他抓得紧，脚步也快，话不多，事一件件往前推。 一九二三年，他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进入中央领导工作，眼光从一条街望向更大的版图。 国共合作散了场，局势像骤冷的天。 一九二七年八月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抛出一句硬话：“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后他奔到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土地革命铺开，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山里扎住根。一九二八年，他和一批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国民党统治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把“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那条路踩实，鞋底沾着泥，心里也更笃定。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惦记的是百姓命脉，救国良策一条条摆出来，不玩花活。 邓小平说过：“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将在黑暗中摸索很长一段时间。”这话像一盏灯，照的是代价。 一九三四年十月，他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饥饿、风雪、险路都在脸上拍。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以他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队伍的脊梁像被拧正。一九三五年《七律·长征》写下“万水千山只等闲”，像在咬牙时给人一口气；一九三六年《沁园春·雪》收在“还看今朝”，把人从疲惫里拽出来。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 往后二十七年，国家从一穷二白起步，挨打的阴影还在背后晃，他和战友们没忘工业化的初心。一九五三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工业化基础问题得到初步解决，炉火、图纸、机床声把底盘垫厚。 保家卫国的硬仗也接连上场：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以及对印度、对苏联的两场自卫反击战，主权与领土被顶住，换来宝贵和平环境。 科技这块更扎手，“两弹一星一潜艇”靠独立自主啃下来。邓小平也说得明白：六十年代以来若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就谈不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也谈不上相应国际地位。 到毛主席逝世时，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立，中国由一九四九年的农业国家，走到能制造工业成套设备与农业机械的工业大国。基础设施也在长骨头：二十七年里建成八万四千多座水库，一百多万公里公路，两万多公里铁路，像把国家筋络接通。 教育体系铺开，近千所大专院校、数千所中专，基础教育也成了形。 扫盲更像翻身仗，新中国成立前文盲占百分之八十，到一九六四年，一亿多人摘掉文盲帽子。人均预期寿命从三十五岁提高到六十五岁，整整多了三十年，日子从短促变得可盼。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外交场上，第三世界的朋友多了，同苏联、英国、法国、美国等主要大国也先后建交。人们常记他三句话，“中国人站起来了”像雷声，“为人民服务”像家里长辈的叮嘱，“人民万岁”把功劳递回人群。 有人把这些年说成“弹指挥间，沧桑巨变”，听着像夸张，细看又不全是虚话。 水库一座座蓄水，公路一公里公里铺，铁路两万多公里连起远方，许多地方从泥路到柏油路，只隔着几年的咬牙。城市里厂房冒烟，乡下田埂边多了广播声，识字的人越来越多，写自己名字不再是稀罕事。 国计民生的家当被慢慢攒起来，像过日子一样，省着用，硬着来。 有人不爱听口号，偏爱看账本。八成文盲降下去，一亿多人摘帽子，这种变化最不讲情面，只讲结果。寿命从三十五岁到六十五岁，也不是凭空来的，疫病防治、基层医疗、粮食供给、妇幼保健，桩桩件件都在地上跑。 一九五四年的《浪淘沙·北戴河》写“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风浪里照样要站稳。 夜深时，公路伸向远处，火车汽笛一长一短，像把清晨提前叫醒。黑板上粉笔灰落下来，孩子抬头念字，嘴里带着乡音，手里握着铅笔，灯光把影子拉得很长。 有人在收音机旁听到“站起来了”，眼眶一热又赶紧抹掉，日子还要继续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