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特别不理解遵义会议之前的教员，被打压到那种程度，为何不出走。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没有像他那样被欺负的。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路上赶了一上午，喉咙里全是土。 队伍在喇嘛庙前停了停，后头忽然起了骚动，像锅里滚油溅进凉水。教员和彭老总等人循声走过去，枪机被拨开的细响一阵阵。 人群中央，前敌指挥部副参谋长李特带着一群全副武装的人，正和一方面军的战士顶着。 殿后的三军团十团进入戒备，枪口抬起又压住。李特骑在马上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 话里没有商量，像把钉子往地上敲。 这阵火有引线。 九月九日夜里，叶剑英带走军委直属队，还把全军独一份的甘肃军用地图一并带走。中央带着红一方面军主力走了，通知没铺匀，少数人被落下。 天亮后，部下闯进陈昌浩和徐向前住处报信：参谋长不见了，地图也不见了。 前方四方面军部队回报：一方面军的人都走了，还对这边放了警戒。陈昌浩听完，脸色发白。 红军大学那边也乱。 红大的负责人何畏坐在担架上匆匆赶到前敌指挥部，问是不是有特别行动，为何红大的人也走了。红大队伍里有不少四方面军干部，陈昌浩火气上来，叫他们赶紧回来。指挥部顿时乱成一团，电报机响个不停。 更吓人的话从前方传来：中央红军走了，这边追，他们走得更快，还对这边警戒，要不要打。陈昌浩一时发懵，转头看徐向前。 徐向前把话说死：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无论如何不能打。这一句把刀按回鞘里。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在阿西发来指令：战略方针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八日朱、张电令南下违背中央决定，已另电取消；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军、三十军归徐陈指挥，日内尾随一军、三军之后前进，担负策应任务；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 电报还点名说张总政治委员违背中央方针，中央直接指令前委指挥员与政委并责成实现。陈昌浩抓着电报，立刻叫来李特，让他追上中央，把跟着中央离开的四方面军干部统统带回。 李特追上队伍时还在马上，嗓子像砂纸磨过：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紧接着又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去，还指着中央骂退却逃跑。 彭老总憋不住，怒斥李特是反革命，要枪毙。战士们想上前动手，李特见势不妙作势去掏枪，李德冲上去一把抱住他。 教员没有把火往上添，叫人放开李特，劝他进喇嘛庙里谈。 李特不领情，仍旧吆喝四方面军的人回头。鄂豫皖出来的人多不敢顶张国焘，被宣传裹着走，心里不明白大局，腿先往熟悉的队伍靠，四方面军干部陆续站到李特身后。 教员把话说得很直：要南下也可以，愿北上的跟党中央走，愿跟张国焘的回去，以后总还有会合的机会，红军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 话落地，四方面军那群干部面面相觑，一句话不说，一步也不动。 那种沉默比骂声更伤人。教员叹了口气，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就让走吧，以后还会回来的。 前面那条血路还在。 中央红军从第五次范围失败后被迫离开中央苏区，湘江血战、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牺牲了太多人，才在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师。 会师初时真热闹，战士们盘腿坐地唱歌交流，互相分吃一点好东西，脸上都是笑。教员也高兴，会理会议与遵义会议纠正了军事路线问题，两支主力汇合，力量增强。 会师后不久，两河口一照面，张国焘骑着高头大马，眼神里带着轻慢。芦花会议上，他借缺粮的窘迫抢话头，拿到总政委位置，还塞进不少红四方面军干部。沙窝会议又想往中政局塞九个人。密码本、电台被他收走，联系像被人掐住脖子。 他还派人去游说一军团、三军团的干部，拉拢分化玩得熟。 王稼祥忍不住提出要在党内较劲，被教员压下去，宁肯自己咽气，也不愿队伍再撕一道口子。 张国焘在九日二十四时的电报里把南下说得头头是道：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最多千五百战斗员，脚病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可能过半；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路程，沿途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绥崇六千户口，苞谷已熟。算盘打得精，像在给队伍找一张安稳炕。 教员坚持北上，盯的是更远的路，抗日的旗子能团结更多人，陕甘虽苦，多是汉民，长远更利于生根。 分离那天，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各走各的，方向相反。 数万四方面军一个没留下，连炊事员和马夫都走了。 朱老总、刘伯承以及五军团、九军团留在左路军。教员手里能动用的只剩一军团、三军团，能打的几千人，对面却握着好几万。 后来他对斯诺说，一九三五年九月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马蹄声又响起来，尘土落在衣领上，队伍朝北挪，谁也没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