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目了，明知有去无回，却仍义无反顾！1987年1月5日，这是四名敢死队员留下的影像，一个小时以后，四位英雄全部壮烈牺牲。班长康世彬、队员韦国民、邱天全、李文辉，他们当中最大的才20岁，小的18岁，镜头下的他们身穿军装，一手拿着钢头盔，一手手持钢枪，身姿挺拔，英姿飒爽。 这张照片是在老山前线的一处猫耳洞前拍的，距离越军阵地不足百米。那天的雾气很重，湿冷的空气里混着火药味，四人刚领完“出击任务”，要在天黑前拔掉越军盘踞的167高地。康世彬是贵州遵义人，家里排行老大，初中毕业参军，在连队当班长，平时话不多，可打起仗来心细，总把最危险的位置留给自己。 韦国民是广西柳州人，18岁，入伍才半年，第一次上战场，出发前偷偷给家里写了遗书，塞在贴身的口袋里。邱天全和李文辉都是19岁，一个来自四川，一个来自云南，两人是同年兵，平时一起练刺杀、一起抢着帮厨，战友都说他们是“连队的活宝”。 敢死队的任务很明确：夜间秘密接近高地，用手榴弹和爆破筒摧毁越军工事，为大部队进攻扫清障碍。出发前，康世彬把四个人的钢盔检查了一遍，拧紧松动的带扣，又把自己的备用止血带分给弟兄们。韦国民的钢枪保险没关好，他手忙脚乱地去扳，康世彬按住他的手，说“别慌，记着，扣扳机前先呼一口气”。邱天全在检查炸药包时，发现引信受潮，急得满头汗，李文辉把自己干燥的引信换给他，说“我跑得快，到时候我先冲”。 相机闪光灯亮起时，四人站成一排，钢盔上的迷彩漆被雾气打湿，枪刺闪着冷光。康世彬的嘴角抿着，韦国民的眼睛盯着前方，邱天全的手扶着枪托，李文辉的拇指扣在扳机护圈上。 这张照片，成了他们留在世上的最后影像。一个小时后，他们分成两组，借着夜色摸到高地脚下，爆破筒的轰鸣声撕裂了夜空。越军的机枪疯狂扫射，康世彬胸部中弹，仍扑上去拉响炸药包；韦国民被弹片削去半个肩膀，坚持爬到工事前投出手榴弹；邱天全和李文辉配合炸掉两个火力点，最后倒在离山顶不到十米的地方。 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在清理战场时，发现康世彬的钢盔里夹着一张纸条，写着“爸妈，我完成任务了”；韦国民的口袋里，那封没寄出的遗书被血浸透，字迹模糊，能辨认出“别难过，当兵不怕死”；邱天全的炸药包引信还攥在手里，手指关节掰不开；李文辉的枪膛里留着一颗没来得及发射的子弹。四个人的年龄加起来才77岁，最大的康世彬刚满20，最小的韦国民才18。 老山战役打了五年，这样的敢死队不止一支。他们大多是十八九岁的青年，有的是农家子弟，有的是城里学生，穿上军装就扛起了保家卫国的责任。战后，康世彬被追记一等功，韦国民、邱天全、李文辉被追记二等功，烈士的骨灰被送回家乡，安葬在青山脚下。康世彬的母亲在他墓前种了一棵松树，说“让他看着家乡变富”；韦国民的父亲把儿子的遗书裱起来，挂在堂屋，每逢过年就多摆一副碗筷。 这张照片，如今保存在军事博物馆的展柜里。参观的人站在前面，常会停下脚步，看四个年轻人的脸——没有恐惧，只有坚定。有人会说“太可惜了”，可他们知道，正是这些明知有去无回却依然前行的年轻人，换来了边境几十年的安宁。 和平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有人在十八九岁的年纪，用生命铺出来的路。他们的照片，不该只在纪念日才被想起，因为那是我们欠他们的注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