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贺子珍在上海病逝时，最初的葬礼方案是按副省级待遇操办。但有些老同志提出异议：这位井冈山第一位女红军、毛主席曾经的革命伴侣，为掩护战友身中17块弹片的英雄，难道不该有更高规格的送别？ 贺子珍走得很安详，但过程并不轻松。 从1983年开始，她的身体就每况愈下，肺气肿、糖尿病、脑供血不足。 上海市委把她接到华东医院，派了专门的医护人员照顾，可她总念叨：“别浪费国家资源，我一个老太婆，有口粥喝就行。” 病榻前，她常跟护士讲井冈山的事：“那会儿我们女兵班，一人一支梭镖，晚上站岗怀里还揣着石头，怕野狼扑过来。”说到动情处，她会撩起裤腿，露出小腿上一道狰狞的疤痕：“这是1935年在贵州，国民党飞机扔炸弹炸的，当时血流了一地，我以为这条腿要废了……” 护士后来才知道，她身上这样的疤痕有17处，那是长征路上，敌机轰炸、敌人追击时留下的弹片伤。 贺子珍病逝当天，上海市委紧急开会，拟定了葬礼方案，按副省级干部待遇操办，遗体覆盖党旗，市委领导出席追悼会，骨灰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 可方案报到中央后，却卡住了。 几位经历过长征的老同志联名写信：“贺子珍同志的情况特殊，不能只看职务。她是井冈山第一位女红军，是毛主席在井冈山的革命伴侣，长征中为掩护战友身中17块弹片，这样的功臣，葬礼规格不能降格！” 信里提到的“特殊”，不是空话。 老同志们掰着手指头数。 1927年，她跟着毛泽东上井冈山，是“井冈之花”，女红军里第一个入党。 1934年长征，她已是红军总医院党总支书记，在贵州盘县掩护伤员转移时，被敌机炸成重伤，昏迷三天三夜。 延安时期，她主动离开毛泽东，去苏联治病学习，却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带着孩子住孤儿院，啃黑面包度日。 建国后，她回到祖国，主动要求到上海当普通干部，从不提“主席夫人”的身份，连组织上给的补贴都退回去一半。 “副省级？她配得上更高的！” 在北京一间老干部活动室里，王震将军把茶杯重重一放。 这位当年在井冈山跟贺子珍一起抬过担架的老红军，越说越激动：“我见过她在娄山关的样子，子弹打穿了她的帽子，她抹了把脸上的血，继续给伤员包扎。17块弹片留在身上几十年，这功勋比啥都金贵！” 邓颖超同志也接过话：“子珍同志这一辈子，把苦都吃尽了，把功劳都藏起来了。现在她走了，咱们不能让她寒心。当年在延安，她为了照顾岸英岸青，自己吃糠咽菜；后来去苏联，她把孩子安顿好，自己去做工养家。这样的同志，葬礼就该按中央领导的标准办！” 老同志们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在场的工作人员眼眶发红。 “按职务办，是规矩；按贡献办，是良心。” 上海市委的一位老干部后来坦言，最初的方案不是没道理。 新中国成立后，干部葬礼确实按级别来，“但贺子珍同志不一样，她的贡献不能用级别框住”。 这话戳中了要害。 老同志们心里都清楚，贺子珍从来不是“攀附权力”的人。 当年在井冈山，她是毛泽东的妻子，却从不搞特殊，跟战士们一起吃南瓜汤、睡稻草铺。 长征结束后，她主动提出去党校学习，说“我要补上文化课，才能更好地工作”。 建国后在上海，她住的房子是组织安排的普通公寓，家具都是旧的，连沙发套都打了补丁。 “她要是计较级别，当年就不会离开延安。” 一位曾在苏联跟贺子珍共事的同志说，“她在苏联那么苦，只要写封信给毛主席，日子能好过百倍，可她宁愿带着孩子住孤儿院，也不愿给组织添麻烦。” 这些话，让负责起草方案的干部沉默了。 1984年4月25日，中央办公厅的批复传到上海，明确指示贺子珍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她的逝世是党和人民的损失，葬礼规格要提高。 最终方案里，追悼会改由中央组织部主办，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送花圈，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主持追悼会，遗体覆盖党旗，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待遇。 贺子珍的葬礼结束了，但关于“规格”的讨论却留在了人们心里。 老同志们后来常说：“那不是争待遇，是争一口气，争革命功臣的尊严，争共产党不忘本的良心。” 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 贺子珍的葬礼规格之争，争的不是“级别”，是“初心”。 一个政党，只有把功臣的功绩刻在心里，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实处，才能赢得老百姓的真心拥护。 主要信源：（人民网——毛泽东动情掉泪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