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女知青王萍受邀到林场工人刘大军家吃饭。她进屋脱鞋子，走上炕床，却突然愣住。随口问其他人在哪里。刘大军的眼神游移不定，含糊其词。然而，当王萍要离开时，她却发现鞋子不见了。 屋外是零下二十多度的深冬，大兴安岭林区的天黑得早，木屋外只剩风声。王萍当时17岁，从上海来到这里还不到一年。 1968年以后，大批城市青年被动员到边远地区接受再教育，上海是主要输出城市之一。王萍所在的林场属于国家林业系统，主要任务是采伐木材和运输原木，冬季是最繁忙的时候。 知青和林场工人混编劳动，白天在雪地里抬木头，晚上回到知青点挤在通铺上睡觉。 刘大军是本地工人，比王萍大几岁，在林场已经干了多年。王萍刚到时连锯木头都不会，是刘大军教会了基本操作。林区生活单调，年轻人往往靠互相帮衬度日。 许多知青后来与当地人结婚，被称为“扎根”。 王萍站在炕上，脚底发凉，心里开始发慌。屋里只有煤油灯，窗户结着厚霜。刘大军始终不提所谓的朋友。王萍忽然意识到自己离知青点有两公里，夜里根本没人经过。 几个月前，王萍刚到林区时还抱着理想，以为只要努力劳动就能改变环境。现实却是每天清晨五点起床，顶着刺骨寒风进山，伐木、拖运、清理枝桠。 女知青同样要完成定额，达不到就要扣工分。林区物资匮乏，粮票和布票都要计划发放。 东北农村住房普遍使用炕床，进屋必须脱鞋。知青在城市生活时从未见过这种结构，最初甚至不会生火。冬天若不烧炕，室内温度接近室外。 王萍曾写信回家说，夜里醒来时被子边缘都是冰的。 1970年代初，许多知青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回城希望渺茫。高考尚未恢复，工作分配由国家统一安排，农村没有稳定岗位。部分知青选择与当地居民结婚，希望获得稳定生活。 婚后往往需要把户口迁入农村，这意味着几乎放弃城市身份。 王萍也曾被队里人劝过，说刘大军为人能干，嫁过去日子会好过。但王萍心里始终犹豫。王萍不想一辈子留在林区，却又看不到离开的路径。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王萍的生活彻底改变。几年后，1977年恢复高考，国家开始逐步解决知青返城问题。许多在林区工作多年的青年通过考试或安置政策返回城市。 林场里一下子走了不少人，知青点空了许多。 王萍最终也离开了大兴安岭。回城后生活并不轻松，多年脱离学校，文化基础生疏，只能从基层岗位做起。那段经历却一直留在记忆里。 大兴安岭林区在1970年代承担国家木材供应任务，大量知青参与生产，对基础建设产生了实际作用。很多人后来回忆，那些年既艰苦也塑造了性格。 多年以后，王萍曾对朋友说，最难忘的不是劳动，而是孤独。没有电灯，没有娱乐，只有漫长的冬夜和看不到尽头的林海。 刘大军后来仍留在林场工作，结婚生子。王萍没有再回过那个地方。知青时代结束后，大兴安岭逐渐转型，林场不再像当年那样繁忙。 这段经历属于一个时代。城市青年离开熟悉环境，在陌生土地上度过青春，有人留下，有人离开，但共同的记忆无法抹去。 1974年的那个夜晚并没有被写进史书，却折射出当时无数知青面对的现实处境：远离家庭、前途未明、生活艰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