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国军中将卢浚泉被特赦，成了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沈醉、范汉杰酸溜溜地说：“谁叫人家有个好侄子呢！”卢浚泉原来是滇军93军军长。1946年，蒋介石将93军调到东北，还让卢浚泉担任锦州警备司令。1948年5月，卢浚泉升任第6兵团中将司令，第6兵团下辖93军、新8军等，归范汉杰指挥。 卢浚泉出生于1899年的云南昭通，属于彝族家庭，早年接受地方教育后投身军旅。1918年进入昆明中学，初步接触军事知识。1922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八期，系统学习战术与指挥技能。两年后转入黄埔军校轮训班，接受国民党军官培训。毕业后留在学校担任第三期学生队区队长，负责学员日常训练管理。随后升任入伍生第一团第三营连长，参与基层部队指挥。接着成为营长，积累实战经验。1930年代在滇军中逐步晋升，处理地方治安事务。1944年正式出任滇军93军军长，统领部队训练与作战准备。他的军旅路径反映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晋升机制，依赖于忠诚与地方派系支持。 1946年国民党政府决定将93军从云南调往东北战场，以加强防御力量。部队通过铁路运输北上，历经长途跋涉抵达目的地。蒋介石同时任命卢浚泉为锦州警备司令，负责城市守备工作。锦州作为战略要地，需要严密布防以阻挡解放军推进。卢浚泉接手后组织部队加强工事建设，确保弹药供应充足。1948年5月他升任第6兵团中将司令，下辖93军和新8军等单位，总兵力达数万人。该兵团隶属于范汉杰指挥，参与东北地区整体作战计划。范汉杰作为上级，协调各部行动以应对解放军攻势。第6兵团的任务包括守卫锦州外围阵地，阻止敌方突破。 在锦州战役期间，解放军曾尝试联络卢浚泉，建议他率部起义以避免无谓牺牲。卢浚泉拒绝此提议，理由包括对蒋介石的忠诚以及担心牵连家族成员。他的侄子卢汉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起义可能引发国民党内部报复。卢浚泉坚持抵抗，导致部队在战斗中遭受重创。1948年10月14日锦州失守后，他与范汉杰试图伪装逃脱，但因口音问题在女儿河附近被俘。被俘后解放军利用他的身份，让他写信劝说长春的国民党60军军长曾泽生起义。卢浚泉同意并撰写信件，内容强调锦州已失，起义为最佳选择。这封信对曾泽生决策产生影响。 1948年11月17日，曾泽生率领60军在长春起义，整个部队改编为解放军50军。该军后来参与朝鲜战争，在汉江阻击战中发挥作用，阻挡联合国军推进。卢浚泉的信件在这一过程中贡献力量，促进国民党部队内部瓦解。起义后50军整编为正规力量，接受解放军指挥体系。卢浚泉被送往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教育。在那里他参与体力劳动，如砌墙和修猪圈，显示出适应能力。管理人员记录他的砌墙技术熟练，甚至超过一般水平。他还表达若不从军可从事泥瓦匠职业，反映出对劳动的认可。 卢浚泉在功德林期间公开批评国民党内战政策，指出自己仅为服从命令参与作战。这与部分黄埔系将领的态度形成对比，后者往往表现出更强烈的悔过。管理人员评估他的改造态度真诚，积极配合各项活动。同时，他的侄子卢汉多次向中央求情，利用自身起义功勋为叔叔担保。卢汉强调卢浚泉思想可改造，历史问题可宽恕。1949年12月卢汉在云南扣押国民党官员，宣布起义，此举保存了地方力量，避免大规模冲突。中央认可卢汉贡献，称其“功在民族”。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中央决定特赦首批战犯。名单包括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以及卢浚泉。沈醉和范汉杰作为同在功德林的战犯，看到卢浚泉入选名单后表达不满，认为其得益于侄子卢汉的关系。沈醉原本参与云南起义，却被卢汉扣押，导致身份转变为战犯，因此心存怨气。范汉杰本也在首批名单中，但因1933年福建事变中出卖蔡廷锴和蒋光鼐，遭到反对而被移出。次年1960年范汉杰获第二批特赦。 卢浚泉的特赦并非仅靠家族关系，还源于被俘后写信劝起义的功劳，以及在功德林的积极表现。这些因素综合考虑，推动了他的提前释放。出狱后他定居北京，担任文史资料专员，参与国民党历史研究工作。偶尔返回云南探亲，与卢汉交流家族事务。他的经历体现了战犯改造政策的实施效果，结合个人选择与时代变迁。卢汉的起义不仅稳定西南地区，还间接影响叔叔命运。 滇军作为国民党地方部队，在抗日战争中参与滇缅战役，卢浚泉时已担任军长，协调后勤保障。战后国民党内部分裂，地方派系如滇军受中央调动，暴露内部矛盾。东北战场的失败加速国民党整体溃败，锦州战役成为转折点。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歼灭大量国民党部队，第6兵团覆灭标志性事件。卢浚泉被俘后合作写信，体现了俘虏政策的灵活性，促进更多国民党军官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