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 ，一位老人为了证明自己是老红军，不顾危险在北京拦下一辆军官的车，眼看大家不相信，老人直接喊道：“我是三号花机关呀！”这句话让车上的人呆在原地。 肖成佳1916年出生于江西泰和县一个普通农家。父母省吃俭用供他读了两年私塾，让他学会认字写字。十二岁那年他加入儿童团，担任团长，带领同伴为红军站岗放哨，做事机灵认真。1931年12月宁都起义后，他和一些红军骨干被派到红五军团，担任军团政治部宣传分队队长，主要负责教战士唱歌和表演节目。 长征期间他从红五军团调到红九军团，继续担任宣传分队队长。1935年2月，朱德总司令下令让他指挥一个加强排，在通往娄山关的一条小路上阻击川军援军。从凌晨四点开始伏击，战斗持续十多个小时，他右手负伤。之后红九军团在乌江北岸掩护主力，转战一千多里，两个多月后在西昌追上主力，上交十万银元。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调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青年科长，随队三次经过草地。西路军成立后，他在政治部工作。古浪战役中他全身多处被弹片击中，从战场上被背出。后来他和六十多名伤员一起转移，在一个小村庄醒来时被马家军骑兵包围。1938年初他被押回江西泰和县，母亲用三十块大洋将他赎出。 回家后他开始务农，娶妻生子，过着和普通农民一样的生活。那段红军经历因为与组织失去联系，档案缺失，他很少对外提起。新中国成立后，他听说国家寻找老战士，就到当地政府报告，详细说明部队番号、上级姓名和长征路线。但工作人员要求证据，他无法提供，战友或牺牲或分散，多次申请都被退回。 七十年代末国家政策逐步放宽，开始大规模统计老兵。他再次上报，仍然卡在证据环节。有人建议找老上级写材料，他想起红九军团时期的政治部主任黄火青。黄火青曾指导宣传队排演话剧《花机关》，他在剧中扮演三号主角。广播里提到黄火青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地点在北京。 1979年5月他六十三岁，身上带八十块钱，坐火车来到北京。他第一次出远门，四处打听最高人民检察院位置。到了大门后他说明来意，警卫要求介绍信，他没有。几次尝试后他守在附近等待。听说有车辆进出，他就决定拦车试试。前几次拦车没有结果。 五月底一天，他拦住一辆从大门驶出的车辆。车上人员不相信他的说法。他提到自己是红九军团宣传分队队长，并说出三号花机关这一代号。这一说法让车上人员注意。他随后演唱了黄火青当年教授的苏联歌曲《杜娘歌》。黄火青确认身份后，让他进入办公室，当场写下证明材料。 事后组织核查档案，对照他提供的部队番号、长征路线和战役细节，全部吻合。他的老红军身份得到恢复，党籍重新接上。组织发放荣誉证书和生活津贴。还有一位老战友刘鹤孔提供补充证词，进一步证实经历。那些年失联的战友通过他的材料也恢复名誉。 回家后他在江西泰和县继续务农。国家提供医疗支持，他看病有了保障。村里人了解他的经历后，对他态度改变。晚年他常在村中提起长征经过，提到七位儿时伙伴未能走出雪山草地。他表示那段路走得有意义，换来了新中国成立。 2006年他九十岁高龄离世。家乡为他举行送别，组织保留他的证书和记录。他的经历成为当地历史的一部分，提醒人们记住那一代人的贡献。档案完整保存，体现了政策对老战士的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