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航和央航在香港宣布起义，而曾经支持中国抗战的“飞虎将军”陈纳德为防止71架飞机落入中国大陆手中，使尽下三滥手段，攫取了本属于人民的飞机。 香港启德机场，1949年秋天的空气里，除了海腥味，还弥漫着一股焦灼。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这两家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民用航空企业，管理层和员工宣布脱离国民政府，投向新中国。这不仅仅是人员的转向，更意味着留在香港的七十多架飞机、上千万美元的航空器材，以及一整套民航运行体系，即将回归人民的怀抱。消息传出，震动四方。 彼时，解放战争的胜负已无悬念。但有些人，并不甘心看着这些宝贵的资产顺利北飞。陈纳德，这个名字在中国抗战史上曾书写过特殊的一笔。他领导的“飞虎队”在西南上空痛击日机，那些画着鲨鱼嘴的P-40战斗机，确实给困境中的中国军民带来过希望。他本人也因此成为中国民众心中的英雄。时过境迁，英雄的光环下，暗影开始浮现。 这位曾经的“飞虎将军”，此时已是一个精明的美国商人。他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商机”，更准确地说，是接到了某些不能言明的指令。他和他背后的势力，决不允许这批代表当时中国最先进运输能力的飞机，完好无损地飞向新生的人民政权。一场围绕飞机归属的暗战，在法庭、仓库和跑道上无声打响。 陈纳德的动作很快，手法也堪称“娴熟”。他利用当时香港仍处于英国殖民管辖的复杂法律环境，挥舞起了“债权”的大棒。原来，抗战结束后，陈纳德曾向国民党政府租用过飞机从事空运业务，并与“两航”存在一些经济纠纷。 这笔旧账，在国民政府的默许甚至配合下，瞬间被放大了无数倍，成为他主张“扣押”飞机的最有力武器。他迅速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要求扣押“两航”在港的全部资产，理由便是偿还所谓的“债务”。 这简直是教科书般的“法律讹诈”。那些纠纷，在正常商业环境下本可厘清，但在政治博弈的放大镜下，成了最好的工具。香港法院某些倾向性明显的法官，配合着这一出戏码。 一纸冻结令，七十多架飞机顿时成了困在笼中的铁鸟，动弹不得。陈纳德的人甚至雇佣了警卫，日夜看守机场的仓库和停机坪，防止中方人员接近。昔日并肩抗击法西斯的战友，如今为了阻挠中国的统一与建设，不惜撕破脸皮，露出了商人与政客的冰冷算盘。 “飞虎将军”的光环，在这番操作下彻底褪色。民众看清了，当年的援华抗日，固然有国际反法西斯的情谊，但背后何尝没有国家利益的考量？而当中国历史走向新的岔路口，昔日的“朋友”为了遏制新生的政权，可以毫不犹豫地调转枪口，动用一切上不得台面的手段。 那七十多架飞机，不仅仅是钢铁制造的运输工具，更是中国重建破碎山河、连接南北疆域急需的空中血脉。卡住它们，就等于掐住了新生共和国民航事业的咽喉。 “两航”员工和新中国派出的接收人员并没有坐以待毙。一场更加隐秘、惊心动魄的争夺战展开了。一方面，他们在法庭上据理力争，揭露陈纳德所谓“债权”的荒谬与政治意图；另一方面，一场代号“飞龙”的秘密抢运计划在周密部署。技术骨干们利用看守的疏忽，在深夜潜入机库，将一架架飞机关键部件拆解、伪装，通过海路、陆路，历经千难万险，一点点运回内地。更多的航空器材和宝贵的技术资料，被工人们藏在废旧物料中，分批转移。 这场争夺持续了数年之久。陈纳德和他的合伙人们虽然凭借司法手段暂时扣住了大部分飞机的躯壳，却无法阻挡中国人民要回自己财产的意志和智慧。最终，在强大的外交斗争和香港爱国同胞的努力下，大部分飞机和核心资产冲破阻挠，回到了祖国。 而陈纳德此举，也将其个人历史上那抹英雄色彩，彻底蒙上了贪婪与干涉他国内政的尘埃。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里，对此事轻描淡写，甚至将自己塑造成商业规则的维护者。然而，历史档案和亲历者的记忆不会说谎，那段争夺清晰表明：当私人商业利益戴上政治的手套，所谓的“契约精神”便成了最虚伪的遮羞布。 回过头看，“两航”起义飞机争夺战，其意义远超出几十架飞机的价值。它是一场缩影，展现了新中国诞生之初所面临的严峻国际环境——封锁、绞杀、无所不用其极的破坏。它也像一块试金石，检验了每一个面对中国巨变的历史人物的真实底色。 昔日的援助或许不乏真诚，但一旦触及根本性的地缘政治利益，曾经的“友人”也可能变成最现实的阻挠者。这段往事提醒我们，核心利益的守护，从来不能寄托于他人的善意或过时的情分，必须依靠自身的坚定、智慧与力量。从争夺飞机到后来打破封锁建设起自己的民航体系，这条路，中国人走得艰难，但每一步都踏踏实实，踩在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上。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