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在老山前线牺牲的战士中年龄最大、兵龄最长的烈士，他就是壮烈牺牲对越战场上的江

他是在老山前线牺牲的战士中年龄最大、兵龄最长的烈士，他就是壮烈牺牲对越战场上的江西广丰籍"一等功臣"黄荣福！ 黄荣福的故事，得从1979年说起。那年他刚满24岁，在广丰老家种了两年田，听说征兵的消息，背着父母报了名。他不是没想过留在家里，弟弟妹妹还小，母亲有风湿病，可他跟同村的青年说：“咱这代人不扛枪，下一代就得扛着炸药包上。”体检时，他因为长期干农活，臂力过人，被分到步兵连，后来一步步当上班长、排长，在训练里出了名的“硬茬”。 1984年，老山战役打响，黄荣福已经32岁，是连里年龄最大的兵，兵龄超过十年。按说，他可以申请留守，可他找到指导员，递上请战书：“我比新兵多练十年，多懂点战场规矩，该我去。”出发前，他给家里写了封信，没提“死”字，只说“等打完仗，回家给娘修房顶，给弟妹盖新瓦”。 老山的阵地，湿得能拧出水。黄荣福带着突击队守在“李海欣高地”前沿，每天要应对越军十几次袭扰。有次夜袭，他带着两个新兵摸进敌营，发现对方在挖工事，他让新兵隐蔽，自己匍匐过去，用爆破筒端了敌人工事，撤回来时左腿被弹片划开一道十厘米的口子，血把裤腿染成黑红色，他只让卫生员简单包扎，说“这点伤，比训练时摔的轻”。 7月12日的战斗，是老山最惨烈的一仗。越军集结六个团的兵力反扑，黄荣福所在的连负责守住3号阵地。凌晨三点，越军开始炮击，阵地上泥土翻飞，工事塌了一半。他指挥战士们用碎石填壕沟，自己却把钢盔让给旁边的新兵，说“你头铁，我皮厚”。天亮时，越军发起冲锋，他端着机枪扫射，打光三箱子弹，又捡起牺牲战友的步枪继续打。 混战中，黄荣福发现侧翼有越军绕过来，正要喊战友，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胸口。他没立刻倒下，扶着战壕喘了口气，摸出怀里的照片——那是出发前跟母亲的合影，照片边角已经被汗水泡软。他对身边的战士说：“告诉俺娘，我没给她丢人。”说完，又举起枪，直到视线模糊，倒在阵地上。 战后清理战场，战友在他遗体旁找到半块压缩饼干，那是他留给新兵的“救命粮”；还有一本皱巴巴的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今天收到家信，娘说屋顶修好了，弟妹上学了。我这仗，打得值。”黄荣福牺牲时，年仅32岁，兵龄十二年，是全连牺牲者中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的。军委给他追记一等功，家乡广丰把他写进村史馆，可村里的老人说，他要是活着，现在该抱孙子了。 有人不理解，说他“傻”，放着安稳日子不过，去送命。可黄荣福不是不知道危险，他在日记里写过：“战场不是比谁命大，是比谁心硬。心一软，身后的土地就守不住。”他牺牲的3号阵地，后来被命名为“荣福高地”，每年清明，都有学生去献花。有次，一个当年被他救过的新兵带着孙子来，摸着墓碑说：“爷爷，您看，这山绿了，路宽了，孩子们不用扛枪了。” 黄荣福的故事，不是简单的“英雄叙事”。它让我们看见，和平从来不是天上掉的馅饼，是有人在泥里滚、血里趟，用命换回来的。现在有人喜欢说“代价”，可有些代价，不该被轻飘飘地概括成“历史进程”。每一个像黄荣福这样的烈士，都是有爹娘、有兄弟姐妹的血肉之躯，他们的牺牲，是具体的、沉重的，不该被符号化。 32岁的黄荣福，本可以在田埂上看着弟弟妹妹长大，本可以在秋收时喝一碗新米酒，本可以在母亲的屋檐下听雨声。可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用生命丈量国土的路。我们今天走在平整的公路上，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能安心吃饭睡觉，不是因为“市场规律”或“发展必然”，是因为有黄荣福这样的人，在关键时候站了出来，用胸膛挡住了子弹。 这故事，得常讲。不是为了煽情，是为了记得。记得那些把“我”字换成“我们”的人，记得那些用青春换和平的人。因为忘记，才是对牺牲最大的辜负。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