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76年10月，曾经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王秀珍，突然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这引起过种种猜测，但都被证实是流言，原来这个纺织工人出身的女人，由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了应有的处理。 1950年，辽阳纺织厂里那个15岁的学徒工，每天要在轰鸣的机器旁站立12个小时，那时候王秀珍拿18块钱月薪，凭的是真本事——三个月就能独立操作复杂的纺织机，这种对机械的掌控力，贯穿了她的一生。 到了1965年，这种技术官僚的特质在上海国棉三十厂发挥到了极致，她手里的算盘打得太精了：把原本8个人的岗位硬生生压缩到6个人干，生产线的月产量竟然还能拉高15%。 这些冷冰冰的数据，在那个强调“多快好省”的年代，就是她向上攀爬最坚实的阶梯，1974年，她拿下“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甚至坐上了厂长的位置，管理着200多号人的生计。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她把管理机器的那套冷酷逻辑，错用在了复杂的政治博弈里。 1976年的那场审查，与其说是批斗，不如说是一场精密的外科手术，调查组没有搞这一套人海战术，而是玩起了“档案审计”。 从10月到12月，北京和上海两地的调查人员像拼图一样，把她的办公室查封，文件打包运走，他们把时间颗粒度精确到了“小时级”，每一份她签过字的文件，每一封信件的日期，都被拿来反复交叉验证。 这是一个严丝合缝的逻辑闭环：物理隔离让她无法串供，档案比对锁定了她“强制执行政策”和“不当干预生产”的证据。到了1977年1月，免职令下来了。次年，党籍也没了。这一切程序的终点，是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院的那声法槌——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对于一个47岁的人来说，17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她再次走出高墙时，外面的世界已经换了人间。 1994年2月，59岁的王秀珍拎着简单的行李站在上海街头，这时候的浦东已经开始崛起，但属于她的时代早就连渣都不剩了，丈夫已经改嫁，子女为了自保早就断绝了往来，那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厂长，此刻面对的是绝对的真空。 她试图找回一点尊严，跑了十几家单位求职，但“案底”加“高龄”的组合，让她处处碰壁，连社保救济的申请也被驳回，社会系统对她的惩罚并没有随着刑期结束而终止。 为了活下去，这双曾经创造过15%增产奇迹的手，拿起了扫帚，她在外滩找了一份环卫工的活计，月薪300元，每天凌晨5点，当这座城市还在沉睡时，她就要去擦拭冰冷的垃圾桶。 生命的最后几年，她缩在那个只有8平米的阁楼里，夏天像蒸笼，冬天漏冷风，没有独立卫生间，只有无尽的孤独。 1998年冬天，她在那个逼仄的房间里悄无声息地走了，直到三天后才被房东发现，桌上那半碗剩饭，是她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痕迹。 最讽刺的结局刻在她的墓碑上。那上面没有写“王秀珍”，而是刻了一个化名——“王淑贞”，葬礼上没有亲人，只有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匆匆以此了结，她用这种隐姓埋名的方式，试图与那个不堪回首的自己做最后的切割。 信源：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