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能得乾隆恩宠，为何无法取悦嘉庆？他的死远远不止贪财的问题！ 提起和珅这个人，大家不会注意到他的才华，也不会注意到他的优点，第一个浮现在脑海的永远是“巨贪”的代名词。 但在这个不太圆满的结局背后，却又隐藏着一个深刻的历史疑问：一个能够将帝王心术揣摩到极致，把乾隆皇帝哄得舒舒服服的和珅，为何在面对新君嘉庆时，却显得如此笨拙，最终落得个身死家灭的下场？ 和珅的出身一般，在当时不是那种顶级的权贵世家。和珅能脱颖而出，主要是凭借彻查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 在这件大案中，和珅展现出了两个特点，一个是精明干练，一个是雷霆手段。要知道，李侍尧当时已经是封疆大吏，在官场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远非是一般人可以对付的。 而和珅当时还很年轻，经验明显不足，这两人对上阵，显然是和珅处于劣势。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和珅面对老奸巨猾的封疆大吏李侍尧，却根本不虚，在他软硬兼施，层层突破之下，竟然真的让李侍尧伏法了。 这不仅仅是办成了一件案子，更重要的是，他向乾隆皇帝展示了三样至关重要的品质：能力、忠诚，以及在那个阶段的“背景清白”。 世人皆以为乾隆是荒唐皇帝，只知道搞“十全老人”的虚名，总是宠信阿谀奉承之辈。但实际上，乾隆是一个帝王，而且还是久居帝位的皇帝，远非胡二世那种人可比。乾隆看中和珅的不是“阿谀奉承”，而是他总能将皇帝的需求办得妥妥帖帖。 在李侍尧案后，和珅更是提出了一系列善后政策，条理清晰，可行性极高，完全不是假大空的官样文章。这让乾隆看到了他治国理政的潜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和珅的起家，靠的是真本事。 然而，如果仅仅是能臣，和珅最多也就是成为下一个张廷玉或鄂尔泰，绝不可能达到日后权倾朝野的成都。 和珅与这些能臣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将君臣关系逐步转化为一种高度私人化的情感捆绑。 例如，乾隆皇帝将自己最疼爱的固伦和孝公主，下嫁给和珅年仅六岁的儿子丰绅殷德，并亲自赐名。 简单的一桩婚姻，背后的意义却太大了，这相当于将和珅从一个能干的大臣，擢升为了皇亲国戚。 更令人叫绝的是和珅在“精神层面”对乾隆的迎合。乾隆晚年好大喜功，喜欢舞文弄墨，自诩“十全老人”。 寻常的溜须拍马，诸如“皇上圣明”、“笔力雄健”之类的奉承话，乾隆早已听得麻木。和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是用嘴去夸，而是用行动去“懂”。 他下苦功钻研书法、品鉴字画，使自己的艺术造诣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他与乾隆探讨艺术时，便不再是简单的君臣奏对，而更像是品味相投的“知己”在交流。 而且，和珅提供的不仅仅是情绪价值，还能在关键时刻提供物质支持。 乾隆六下江南时，虽然玩的很开心，但耗资却十分巨大，国库有些吃不消，遭到朝中不少大臣反对，令乾隆十分不悦，又很无奈。 和珅在这个时候，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让乾隆既能尽兴游玩，又不必背上劳民伤财的骂名，把朝中大臣的嘴堵得很严。 试想，这么一位“挚友”在身边，替自己解决各种难题，换成谁会不喜欢呢？所以，在和珅这种从“公”与“私”两方面的手段下，乾隆对他的恩宠无人可比。 但和珅的光鲜底层根基，说到底不是他的本事，而是乾隆给的底气。所以，这最要命的事情，莫过于乾隆退位。 但是嘉庆登基的最初几年，却出了问题，原本对乾隆退位有所准备的和珅，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双核”时期。 嘉庆是名义上的皇帝，但手握实权的依然是太上皇乾隆。和珅在此期间，则扮演了一个极其尴尬且危险的角色——太上皇的“代言人”。 乾隆的任何旨意，都需要通过和珅来传达和执行。于是，当时的朝会就出现了一个很诡异的场面，名义上的皇帝嘉庆坐在龙椅上，底下的大臣们却要揣摩和珅的脸色行事，可想而知，当时的嘉庆对和珅有多膈应，却有无可奈何。 和珅也曾尝试向嘉庆示好，但他的行为却并未表现出足够的诚意。一方面是现在的他实际上要凌驾在嘉庆之上，如果诚意十足的示好让他不甘心；另一方面，当时掌权的仍是乾隆，和珅如果向嘉庆表忠心过早，没能嘉庆掌权，恐怕就要被乾隆给弄死，他不敢太高调的选边站。 和珅深知这种状况的背后有多么危险，所以和珅准备趁着乾隆最后掌权的这段时间，抓紧想办法自救。于是，和珅极力打压嘉庆做皇子时培养的势力，嘉庆的老师、被其视为心腹的朱珪，在和珅的运作下被一贬再贬。 他还派遣吴省兰等人到嘉庆身边，名为辅佐，实为监视，嘉庆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这种行为，已经不是臣子对君主的冒犯，而是赤裸裸的控制和挑衅。 和珅要当权臣，却要背后一个皇帝，打压另一个皇帝。和珅的这种做法，是除了坐以待毙之外唯一的选择，但也是在玩火儿。 嘉庆后来处死和珅时，曾说过一句发自肺腑的话：“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不知有朕。”这句话，精准地道出了和珅之死的根本原因。 综上，和珅的倒台，与其说是输给了嘉庆，不如说是输给了他自己对权力的无尽贪欲，以及那个无法逆转的时代更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