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武汉花园山挖出上万具婴儿骸骨，足足装满五口大棺材，这些孩子全都来自武昌育婴堂，一个打着慈善旗号却干着肮脏勾当的地方。 早年间，艾原道在华布教，借着行医、开设学校与设立孤儿院等方式，逐步在长江流域建立影响力。那会儿，清政府签订了一堆不平等条约，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地位远高于常人，连地方衙门都不敢轻易干预他们的活动。 在表面上，武昌育婴堂是慈善机构，专门收留遗弃婴儿。但实际上，大多数孩子进了那扇门，就再没能活着出来。调查资料显示，育婴堂收养的婴儿成活率不到千分之二。 健康点的被挑走，送往香港或者更远的洋人家庭；病弱的孩子，在那个臭烘烘的屋子里没吃没喝地躺着等死。没有人管，冬天没被子，生病了也没人医，连个像样的名字都没有。 有个在育婴堂做过杂役的老头叫刘进福，后来对地方政府坦白了当年的情况。他说自己年轻时曾偷偷跟着神父深夜去花园山“处理尸体”。 每次都是好几具，用麻袋装着。他起初吓得不敢问，后来见多了也麻木了。“那地方太安静了，死人多了，连鸟都不叫。”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红了，嘴角颤抖，一句话没说完就咽下了。 那是积贫积弱的年代，很多家庭连饭都吃不上，哪里养得起娃？孩子被送到育婴堂，不是父母狠心，是活不下去。可他们没想到，这些洋人打着“慈善”的名义，却把孩子当成赚钱的买卖。 1949年之后，新中国开始重建社会秩序。育婴堂的黑幕也渐渐浮出水面。1951年，群众举报有人在花园山挖出大批骨头，公安随即介入调查。 在彻底清查育婴堂仓库和地下室之后，政府组织力量对花园山进行挖掘，最终挖出了五口大棺材，全是孩子的骨骸。那天，武汉下了小雨。几个工作人员当场哭了。 武汉市民政局很快接管了育婴堂，对所有在院婴儿进行转移和安置。之后在花园山原址修建了“万婴墓”，立碑铭记。墓碑上刻着：“让我们中国人民永远不忘帝国主义者的血腥罪行。” 当年参与立碑的工程人员李文祥，后来写过一封信给自己的孙女：“我一锹一锹埋的，不是骨头，是耻辱。” 那几年，全国也陆续对其他教会孤儿院展开排查，发现不少类似情况。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那些洋人开的学校、医院、孤儿院，并非真的无私帮助，而是用“仁慈”包着的钩子。 他们传教、收买、卖婴、渗透社区，把中国的穷苦当成牟利的土壤。 在育婴堂被改造成国营福利院后，武汉开始推行一系列婴幼儿保护政策，设立真正的儿童福利机构。万婴墓也成为教育后人的场所。 很多学校组织学生前往扫墓，讲解那段沉重的历史。 这事没有一个明确的“结尾”。因为那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一段被掩盖过的历史。它揭开的，是一整套外来势力在中国操作慈善、宗教、甚至人口的链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