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1946年说：“强奸是一个法律问题，而美军驻华是一个政治问题，两者最好不要发生联系。”当时，这位公知祖师爷任北大校长。 这句话并不是在安静的书房里说出来的，而是在一座城市情绪翻涌、人心不安的时刻。抗战刚刚结束一年多，北京街头却依旧充满了陌生军靴的声响。 根据中美之间的相关协定，大批美军以“协助接收、维持秩序”为名长期驻扎北平、天津、南京等地。这些士兵在中国境内享有司法豁免权，意味着一旦犯案，几乎不受中国司法机关审理，只能交由美军军事法庭处理。 很多普通百姓并不懂什么“司法豁免”，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有些人，犯了事，也不用承担同样的后果。 1946年春，南京城里，一名美军士兵酒后向街头开枪，子弹击中一名中国工人，工人当场身亡。案件被移交美军方面后，很快以“意外事故”结案。几个月后，天津又传出一桩涉及未成年女孩的恶性案件，同样不了了之。 类似消息在报纸角落里时常出现，却鲜少引起真正的追责。 这些零散的事件像细小裂纹，一点点爬上民众心头。 北平的大学校园里，学生们开始私下议论：如果一个外国士兵在中国土地上犯罪，中国人却无法依法审判，那中国的主权到底还剩下多少？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46年冬天，一名十九岁的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从家中出门，准备去东单附近看一场电影。那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夜晚。她穿着棉袄，带着学生证，脑子里想着的只是课堂、考试和难得的放松。 同一时间，几名美军士兵在城内聚餐、饮酒、游玩。酒精让人失去克制，也放大了潜藏的恶意。 当天夜里，北京东单练兵场附近的树林里，发生了一起改变许多人命运的案件。 消息并不是最先从报纸上传出来的，而是从街头巷尾、从学生宿舍、从工厂车间里迅速扩散开来。有人说，一个北大的女学生被美国兵侮辱；有人说，施暴者当场被抓住；也有人说，警察不敢对美国兵动枪。 这些说法混杂在一起，却共同指向一个事实：事情，闹大了。 北平的学生率先走上街头。他们举着写有“严惩凶犯”“反对驻军暴行”的标语，在寒风中一遍遍呼喊口号。很快，天津、上海、武汉、南京等地的学生纷纷响应，商店歇业，工厂停工，游行队伍绵延数里。 不少学生并不认识沈崇，也从未见过沈崇本人，但他们清楚，这已经不只是一名女生的遭遇，而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屈辱。 有人在游行途中低声说了一句话：“今天如果这件事没人管，明天轮到谁，都只能认命。”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却显得异常谨慎。官方通讯社发布的消息语气含糊，对受害者的身份和伤情刻意淡化，反复强调“需等待美军方面调查”。几家报纸甚至出现影射性报道，暗示事件可能“另有隐情”。 北大的学生去找训导部门交涉，希望学校出面声援。得到的回应却是冷淡甚至回避。校方担心事态扩大，更担心被扣上“政治化”的帽子。 胡适正是在这个时候，从南京返回北平。一路上，他看到城墙上、街道边密密麻麻的标语。下飞机后，有人向他转述学生的诉求，胡适给出的回答，便是那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 胡适相信制度，也相信程序。在他的理解里，只要交给法庭，事情就该有一个“合理的结论”。他并不希望学生以罢课、停学的方式施压。 然而，校园里的气氛已经发生变化。许多学生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法律的走向，并不只由证据决定，还受制于力量对比。 1947年1月，美军军事法庭在北平开庭审理此案。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围绕受害者是否呼救、案发地是否偏僻、施暴者当时的醉酒程度展开争论。美方还组织军官到现场“测试”声音传播距离，试图证明案情存在疑点。 这些做法在旁听的中国人看来，更像是在为结果寻找理由。 大年初一，法庭宣判：皮尔逊强奸罪名成立，判处十五年监禁并开除军籍。消息传出，旁听席上一片压抑后的松动。有人握紧拳头，有人红了眼眶。 那一刻，许多人以为，正义终于露出了一点轮廓。 胡适在接受记者询问时表示，这次审判“极为公正”。 春天过后，美国方面开始出现不同声音，有人质疑证据充分性，有人提出程序瑕疵。6月，美联社传出消息：美军总检察长认为原判存在问题。 8月11日，美国海军部长正式宣布撤销原判。 消息传回中国，街头再一次沸腾。学生们意识到，他们曾经短暂看到的“公正”，随时可以被推翻。 有人在集会上念出一句话：“法律若不能约束强者，只会成为弱者的枷锁。” 沈崇在风暴中心，却逐渐被迫隐去姓名。她改名，离开校园，尽量与这段经历保持距离。但流言并没有因此停止，反而在某些角落继续发酵。 很多年后，人们回望这段历史时，会发现，沈崇事件并没有立刻改变什么制度，却改变了许多人的认识。 它让一代学生明白，民族尊严从来不是抽象口号，而是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安全、权利与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