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反复讲过，中国人从晚清到现在，总有种思维定式：打仗前先算谁占理、谁先动手，怕背上“挑起战争”的黑锅。结果呢？往往让对手先占了便宜，自己吃大亏。凡损害我国利益的国家我们要学会主动出击。 晚清的悲剧，全是拜这种思维所赐，不是我们没实力，是我们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一次次错失机会，最终任人宰割。 其实，这种思维定式的形成，根源在于老祖宗传下来的处事规矩，几千年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理念刻进了文化基因里，凡事讲究师出有名，看重道义上的立足点。 儒家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到了国家层面就变成了遇事先论是非曲直，总想着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却忘了国际社会从来不是靠道理就能安身立命的地方。 晚清的时候，这种思维第一次遇到了真正的对手。那些带着坚船利炮闯进来的列强，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根本不吃“理”那一套。 可清廷还抱着朝贡体系的老观念，把列强当成需要安抚的“蛮夷”，谈判时先琢磨自己是不是够体面、够占理，打仗前先纠结谁先开的第一枪，生怕落下“挑起战端”的骂名。 结果就是一次次错失主动，等对手已经占了城池、堵了国门，才想起反抗，可此时的局面已经无法挽回。 国际博弈的本质从来都是利益争夺，不是道德辩论赛。没有谁会因为你占理就主动放弃嘴边的好处，反而会因为你犹豫不决、顾虑重重，看透你的底线，进而得寸进尺。 晚清的决策者们总想着用“羁縻之策”暂时安抚对手，把不平等条约当成权宜之计，却不知道这些条约一旦签下，就成了对手合法掠夺的凭证。 他们纠结于“是否先动手”的虚名，却忽略了领土、主权这些实实在在的利益，等想明白的时候，家底已经被掏空，再想反抗也没了实力。 这种思维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会形成一种自我束缚的惯性。明明手里有一定的实力，却因为怕背黑锅而不敢使用，就像握着武器却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只能被动挨打。 晚清并非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洋务运动后也建了工厂、练了军队，可每次遇到冲突，决策层都在“战”与“和”之间反复摇摆，争论的核心不是如何保护利益，而是如何避免“挑起战争”的名声。 这种内耗消耗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也给了对手充分的准备时间，等最终下定决心反击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只能付出更大的代价。 国际社会的规则从来都是强者制定的，所谓的“理”，往往是胜利者的借口。对手不会因为你先讲道理就对你手下留情，反而会利用你的犹豫抢占战略先机，控制关键资源和阵地。 等你把道理讲清楚、把是非辩明白，属于你的利益已经被瓜分殆尽，此时再想争回公道，付出的成本会成倍增加。 晚清的历史已经证明，在实力相当或差距不大的情况下，谁先打破犹豫、主动布局，谁就能掌握主动权；谁被“怕背锅”的思维捆住手脚，谁就只能任人宰割。 这种思维定式并没有随着晚清的覆灭而消失，而是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遇到国际争端，总有人先站出来讨论“谁先动手”“我们是否占理”，把道德评判放在利益维护之前。 可现实是，国家利益的维护从来都需要主动作为，所谓的“主动出击”，不是盲目好战，而是在利益受到威胁时，果断采取行动，明确底线、遏制挑衅。 它不是要主动挑起战争，而是通过提前布局，让对手明白侵犯你的利益需要付出沉重代价，从而从根本上避免更大规模的冲突。 弱国无外交，更无说理的资格。道理从来都是靠实力支撑的，没有实力做后盾，再充足的理由也没人听。 晚清的悲剧，不在于没有实力，而在于有实力却不敢用、不会用，被自己的思维定式捆住了手脚。 那些列强从来不会纠结于“是否占理”，而是直接用武力说话，抢占市场、划分势力范围。 他们清楚，在国际博弈中，先机就是一切，先动手就能先得利，等对手反应过来，已经无力回天。 主动出击的核心，是打破“怕背黑锅”的心理枷锁，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它要求在面对挑衅时，不被虚名所累，果断采取措施维护自身权益。 这不是要放弃讲道理，而是要明白道理需要实力来背书，在维护利益的过程中彰显正义。 国际社会的逻辑就是如此，你越果断、越坚决，对手就越不敢轻易挑衅；你越犹豫、越退让，对手就越得寸进尺。 历史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晚清因为“怕背黑锅”而错失的机会，最终变成了民族的屈辱。现在的国际环境虽然复杂，但本质上的利益博弈没有改变。 那些损害我国利益的势力，从来不会因为我们讲道理就收手，反而会利用我们的顾虑步步紧逼。 只有打破“打仗前先算谁占理”的思维定式，学会在关键时刻主动出击，才能真正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