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黄梅戏大师严凤英，吞服安眠药自杀，年仅38岁，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便火速赶到，任务只有一条：有人检举她是特务。 1968年4月8日的凌晨，合肥一家医院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把手术刀悬在刚刚停止呼吸的遗体上方，持刀者不是为了救人，而是为了找一部“发报机”躺在冷床上的是严凤英，那个唱活了“七仙女”的女人。 站在旁边的军代表没有任何医学背景，但他拥有此刻最高的解释权：这个女戏子是国民党特务，肚子里藏着联络用的设备，这是一个彻底反逻辑的时刻，一部发报机要如何吞进胃里，常识在那个夜晚已经失效，严凤英的丈夫王冠亚就在现场，他眼睁睁看着那把刀落下去。 他没有任何办法阻止，只要他敢开口，这顶“协助特务”的帽子就会立刻扣在他头上，他只能看着妻子在死后不到一小时，遭受最后一次名为“检查”的刑罚，医生被迫切开了遗体，这当然是一场徒劳的搜寻，胃里没有发报机，只有大量还没来得及溶解的安眠药片。 这些白色的药片，是她在4月7日深夜吞下的，那是她在这个逐渐疯狂的世界里，能找到的唯一出口。 1940年代的南京，那时的严凤英还叫严鸿六，为了逃避家族“沉塘”的私刑，她从安庆逃了出来，她在南京结识了甘家，拜甘贡三为师，系统地把京剧和昆曲的眼神、身段揉进了黄梅戏里，这本是她艺术生涯的“核聚变”。 正是因为有了这次“京昆入黄”黄梅戏才从安庆的乡土小调，变成了后来登大雅之堂的艺术品，但在1966年的逻辑里，这段经历变成了致命的毒药，她在南京的寓居生活，她在旧社会的挣扎求生，被重新剪辑成了“历史问题”。 那些让她引以为傲的技巧，变成了“宣扬封资修”的罪证，那些在混乱年代保护自己的手段，被牵强附会成了“特务”的嫌疑，看看这两个数字，你会感到一种撕裂般的荒谬。 1954年，严凤英主演的电影《天仙配》上映，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这部片子在大陆放映了15万场，观众高达1.4亿人次，1.4亿，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 这意味着几乎每个听得懂中文的人，都知道严凤英是谁，甚至连朱德元帅都公开说，她“很有前途”这原本是一个艺术家最辉煌的顶点。 可是到了1968年，这1.4亿人的掌声，抵不过一个军代表的猜忌，曾经发行到9个国家的文化名片，在那个凌晨，被简化成了一具需要被剖开寻找罪证的肉体，从“国家名片”到“反动特务”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只有无休止的批斗和那晚并没有被及时救治的绝望。 王冠亚是这场悲剧唯一的幸存者，也是最痛苦的目击者，他在1956年与严凤英结婚，他是个温和的人，把严凤英和前夫王兆乾生的孩子视如己出，他原本是严凤英在艺术和生活上最坚实的后盾。 但在那个黑色的四月清晨，这面后盾被击碎了，他不仅失去了妻子，还被迫观看了那场野蛮的剖尸，这种创伤没有让他像严凤英那样选择死亡，他选择了另一种更艰难的抵抗，记忆，在随后的45年里，王冠亚做的事只有一件：替妻子把泼在身上的脏水洗干净。 他整理艺术资料，写传记，把那个被妖魔化的“特务”，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家。 1978年8月21日，安徽省文化局举行了追悼会，为严凤英平反，这迟到了整整10年，对于王冠亚来说，这场漫长的告别直到2013年才结束，那一年他去世了，留下的遗愿是与严凤英合葬，直到这一刻，那对被暴力硬生生拆散的夫妻，才在泥土下完成了重逢。信息来源：中国新闻网——通讯:“小严凤英”吴琼谈舞台剧《严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