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唯一被授衔的炊事员，一生无名无姓，大家只叫他“哑巴同志”。1983年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盒上只刻着：少尉，哑巴同志。 1935年5月，大渡河谷的硝烟还没散尽，红军侦察员在路边捡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他也是泸定县磨西镇人，天生聋哑，大字不识，起初，这简直是一个标准的“误会现场”：部队怀疑他是奸细，审问他，他只会急得满脸通红，嘴里发出只有自己懂的嘶吼。 排除嫌疑后，红军塞给他几块干粮让他回家，这个四川汉子却干了一件让所有人傻眼的事，他死活不走，他指着红军的队伍，拼命摇头，手势打得像风车一样，他那一根筋的逻辑很简单：这支队伍不打人、不抢粮，跟着他们，比在老家当流浪汉强。 部队被这股子执拗劲打动了，破格收留了他，从此，炊事班多了一个不需要听口令的兵，他的武器是一根扁担，两个箩筐，还要背上一口重达一百多斤的行军大铜锅，在长征这条死亡线上，生理缺陷通常意味着死亡，但在熊世皮身上，缺陷进化成了一种残酷的生存本能。 敌机轰炸是家常便饭，别人是听防空警报卧倒，他听不见，他活下来的方式近乎原始：死死盯着战友的肌肉反应，或者捕捉地面的震动，一旦感知到危险，他会瞬间把那口巨大的铜锅扣在脑袋上。 这口锅成了他的单兵掩体，好几次，弹片把锅身砸出深坑，震得他头皮发麻，但他毫发无伤，他的沉默，在极端环境中反而成了一种力量，过草地时，炊事班长一脚踩进了泥潭，越陷越深，周围人还在惊慌找树枝，熊世皮已经解下了挑锅的麻绳。 他把绳子一头死死缠在自己腰上，把另一头扔给岸边的战友，二话不说跳进烂泥里救人，那一刻，他不需要听懂命令，救战友就是肌肉记忆，到了陕北南泥湾，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头“老黄牛”。 六个中队、七百多号人的饮用水，全靠他一双脚板，每天四五十担水，鞋子磨烂了就光脚走，脚板上的老茧比鞋底还厚。 甚至，他的哑巴身份在抗战时期变成了一种绝佳的战术伪装，组织派他穿越封锁线送情报，他扮成乞丐流浪汉，没人会怀疑一个只会“啊巴啊巴”乱叫的残疾人怀里揣着机密。 1949年进京后，他老了。身体被战争透支，组织安排他在香山和公主坟看管果园，那些苹果树和梨树，成了他晚年守护的新“士兵”真正的戏剧性高潮发生在1955年，全军大授衔，标准卡得极严。 按理说，一个烧火做饭、没有指挥过一场战斗、没有歼敌记录的炊事员，拿着复员费回家是标准流程，但师级领导为此专门开了一场会，会议室里的空气是凝固的，有人拍了桌子：走了两万五千里是不是功，南泥湾养活七百人是不是绩，后勤是不是战斗力。 最终的结论是对“功绩”二字的重新定义：授予少尉军衔，颁发三级八一勋章，这是制度向人性的最高致敬，授衔那天，当金色的肩章挂在这个干瘪老头的旧军装上时。 他失态了，他手舞足蹈，眼泪在皱纹里乱窜，对着台下的战友深深鞠躬，那是他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他听不见掌声，但他看见了尊重。 1983年6月14日，92岁的熊世皮在北京离世，清理遗物时，人们发现这个享受副师级医疗待遇的老人，富得流油又一贫如洗，他存了7000多块钱，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巨款，他一分没花，全部捐给了幼儿园。 而属于他自己的家当，只有几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和那几枚勋章，他一生未婚，无儿无女，部队就是他的血亲，在八宝山下葬时，组织面临最后一个选择：墓碑上刻什么如果刻“熊世皮”对于后人来说，这只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但“哑巴同志”是那个战火纷飞年代里，战友们对他最亲昵的呼唤，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于是，真名隐去，绰号永存。信息来源：人民政协报——1949年以后的“聋哑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