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德国华人表示，“欧洲人讨厌中国人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在街上看到一群人大声吵闹，那么不用怀疑，一定是中国人或者俄罗斯人”。 为什么偏偏是“中国人或者俄罗斯人”？为什么“大声吵闹”会成为某种族群特征的代名词？让我们暂且放下被冒犯的情绪或急于辩驳的冲动，顺着这条线索，往深处走走。 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一个典型的欧洲市中心广场，咖啡馆外摆着安静的桌椅，人们低声交谈。这时，一群游客涌入，他们的音浪明显高过周围的背景音，笑声、招呼声、争辩声混杂在一起，划破了原有的宁静。 旁人的侧目、皱眉、乃至轻声的抱怨，便自然产生了。如果这群游客恰好是东方面孔或斯拉夫面孔，那个瞬间的“噪音烦恼”，极易滑向一个更笼统的判断——“啊，又是他们。” 你看，偏见往往就诞生于这种瞬间的、情绪化的归因。这位德国华人的话，辛辣地指出了这种几乎条件反射般的归类。但问题在于，他把结果当成了原因。将“讨厌”归因于“吵闹”，如同将发烧归因于体温计的红线，它指出了症状，却遮蔽了真正的病根。 那么，根源在哪里？首先得承认，公共场合的音量规范，存在着一套深植于文化中“密码”。 在许多东亚与东欧文化中，热闹常与真情、投入、亲密绑定。聚餐时的喧哗是尽兴，旅行中的高声讨论是热情分享。这背后，是一种对集体氛围的营造和对“局外人”目光相对较低的敏感度。 相反，在尤其西欧、北欧的社会规范里，公共场合的安静被视为对他人空间的尊重，是个人修养的体现。这种差异本身并无高下，但当两者在全球化的人口流动中骤然相遇时，摩擦就产生了。 更关键的是，这种摩擦被“他者化”了。一个本地青年团体也可能喧闹，但路人或许只觉得“这群年轻人真吵”；而当主角换成外国游客时，抱怨就容易升级为“中国人真吵”。 这是社会心理学中经典的“外群体同质效应”——我们倾向于认为“他们”都是一个样，而“我们”则个个不同。 这位华人同胞的言论，还微妙地折射出一种“内部视角的外部化”。他身在德国，或许潜意识里已部分内化了当地的行为规范，并以此作为标尺，回头审视自己文化背景的群体。 这种观察带着焦虑，甚至是一丝“恨铁不成钢”的复杂情绪，希望通过指出群体的“问题”来寻求融入。然而，这种简单的指认，恰好落入了刻板印象的陷阱，把丰富多彩的个体行为，压缩成了一个扁平的、带有贬义的民族性符号。 它忽略了那些安静参观博物馆的中国游客，也忽略了在剧院里屏息凝神的俄罗斯访客。当“吵闹”成为唯一的识别码，无数个体的多样性便被一键抹除。 近代以来，欧洲与中国、俄罗斯的关系复杂曲折，媒体叙事中的政治经济角力，难免渗透进民间的情感层面。 对于一部分欧洲人来说，中俄游客的涌入，不仅带来文化差异的直观感受，也可能暗合了某种对“崛起力量”的不安与审视。游客的行为，在不经意间被赋予了超越行为本身的象征意义。 另一方面，欧洲自身也处在焦虑中。全球化带来的“过度旅游”正侵蚀许多历史名城的生活品质，本地居民对景区化、商业化的不满需要一个具体的出口。音量巨大的旅游团，无论来自哪里，都可能成为这种普遍怨气的“最佳载体”。 而当这个载体又恰好来自地理和文化上相对遥远的“东方”，抱怨便更容易获得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正当性”——瞧，他们果然不懂我们的规矩。 所以，当我们解析这个现象时，会发现它一面折射着真实存在的文化行为差异，这是客观事实，无需避讳。另一面，则放大着人类固有的认知偏差，我们总是擅长简化归类，为自己的不适寻找一个清晰的“负责方”。 还有一面，映照着全球化时代身份政治的微妙光谱，个体行为被不由自主地拖入国家、文明的宏大叙事中接受检阅。那位德国华人的话，截取了这复杂图景中最刺眼的一帧，将它作为全部的真相呈现出来。这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简化呢？ 文|没有 编辑|史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