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钱学森对妹妹钱学英说，“要不你嫁给我吧。”钱学英直接拒绝，“那不行，我有男朋友了。”结果钱学森说，“那我不管，我就是要跟你结婚！”于是，很快两个人就举办了婚礼。 领奖那些年，常见一幕：钱学森坐在台下，神情有点倦，眼神还亮着；蒋英站起来，替他走上台接证书，回头丢下一句：“我去领奖金了。”底下笑成一片。 钱学森顺嘴接：“去吧，钱归你，奖归我。”一来一回，把这一家的分工说得明明白白。 有一回屋里很静，两人慢慢闲聊，话头绕到从前。钱学森忽然问：“你嫁给我，有没有后悔？不嫁给我，你会是中国最好的女高音。”这话分量不轻。蒋英听完，只是笑，说：“国家没有我这样的歌唱家不要紧，少了你这样的科学家就麻烦。”一句话，把婚姻和国家捆在了一起，也把自己的取舍说死了。 往前推，要从两家长辈的一句话说起。蒋家闺女多，被叫“五朵金花”。钱母看在眼里，嘴上不说，心里直犯酸，总念叨自己要是也有个女儿就好了。蒋百里是爽快人，提议得干脆：“喜欢就把三女儿过继给你们。”一锤定音，三岁的蒋英被抱进钱家，改名钱学英；那年钱学森十一岁，家里一下多了个小他八岁的妹妹。 这个哥哥不大会说好听话，好吃的往妹妹碗里夹，好玩的往她手里塞，动作比嘴勤快。 日子一天天过去，两年一到，蒋家父母想女儿，又把孩子接回去。门关上，各回各家，可这边“干爹干妈”的称呼一直在叫，信一封封写过去，来往没断，那根线就这么吊在那儿。 后面的路，两人走得完全不一样。钱学森一路往上读，去了美国，在冯·卡门门下钻研力学，整天和公式打交道，在航天领域站稳脚跟。 蒋英远赴欧洲学声乐，练功、演出，回国成了国内有名的女高音。外人看去，是一对从小认识的干兄妹，一个泡在实验室，一个活在舞台灯光里，各自有各自的天地。 转弯落在一九四七年。 那一年，钱学森三十多岁，学问做得响亮，感情还是一片空地，连谈恋爱的影子都没有。钱母急得团团转，干脆装病，把儿子从美国叫回家，心里打定主意，这趟一定要把婚事往前推一把。 直接逼问张不开口，她想到干女儿，拜托蒋英做媒。蒋英接下这事，很快约了相亲，在饭馆定了桌。菜一盘盘端上来，气氛却怪：钱学森对相亲对象彬彬有礼，有问必答，就是不肯顺着往下聊；和旁边的“妹妹”反倒说得热乎，从小时候的碎事扯到海外见闻，整桌子的注意力都被他们带走。 出了饭馆，走在街上，灯光一拉长影子，人也清醒了几分。 蒋英忍不住开口：“你今天这样，到底还想不想结婚？”钱学森停了一下，很认真地说：“要不你嫁给我吧。”这一句丢出去，多年的干兄妹身份当场翻面。 蒋英脱口而出：“不行，我有男朋友。”话先出去，人还在发懵。钱学森没退，还是那股子倔劲：“你那些都不算，你嫁给我，跟我去美国。”前前后后就这么几句话，没有铺垫，也没有哄人，像在宣布一个自己早就算好的结论。 旁人听着，只会说这人轴。 蒋英心里清楚，眼前这个人嘴笨，脑子不笨，三十六岁当上正教授，靠的是扎实学问。 那天饭桌边，没有鲜花，没有戒指，只有几句直来直去的话，她心里那点防备一点点松开，认定“有学问的人心里都正”，这一条就够用一辈子。 一九四七年，两人重逢不到一周，婚礼就办完。亲友听说，惊讶是有的，这也太快。可把童年的那几年算进去，把往来这么多年积下来的信任算进去，这桩婚事并不算仓促，只是结恰好打在那一年。 婚后没多久，一个更大的选择摆在眼前。 蒋英在国内舞台上的路刚起步，名声抬头很快；钱学森要回美国继续工作，两条路摆在她面前，一边是自己的事业，一边是这个从小就认识的丈夫。她最后收拾行李，跟他一起上船。临走前，钱学森说，会照顾好她，这话当时听着安稳，落到日子里，就是另一副模样。 到了美国，他照旧被工作裹住。早饭一吃完人就出门，晚上回来端一杯茶钻进书房。 家里锅碗瓢盆、洗衣做饭，全落到蒋英身上。曾经的千金小姐，只能一点点学，把手上的活练熟。心里有落差，看着对面这个人一整天埋在图纸和公式里，又明白这份忙碌不只是为了小家。 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四年，日子压到谷底。 美国方面不肯放人，对钱学森软禁、监视，二十四小时盯着。对一心想回国的人来说，那四年像被关在看不见的铁房子里。 蒋英没往后缩，从“十指不沾阳春水”的闺女，硬是练成什么都能扛的主妇，一边撑着家，一边给丈夫打气：“多苦都不怕，不会离开你。”晚上空气闷，她在屋里轻轻唱几段，他说，那时候心里会亮一点。 一九五五年，一家人等来回国的机会。 回到新中国后，钱学森进了中国科学院。工资比国外差得远，条件也紧，他不爱算这些账，照旧把时间都丢进科研里，参与并带队干出“两弹一星”，在航天、工程、力学等领域留下成果。 蒋英从聚光灯下退到家里，偶尔登台，更多时候守着厨房、客厅和那间灯光常亮的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