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海军军火仓库主任冈田少将决定将10万支步枪，百万发子弹交给我党地下工作者华克之，然而在此之前，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中的任意一条。 这三个条件，听起来就透着一股子不寻常的气息。冈田少将说，第一，得有他本人的长官、在华日军高级将领的命令。第二，得有国民党政府正式的接收公文。这前两条，明摆着是“死路”，当时的情况下绝无可能。 关键在第三条：需要有足够分量、且他本人信得过的中国地方势力头面人物作担保。冈田这个老鬼子，临到投降了，脑子倒清楚得很。他不想把武器留给国民党，知道那会加剧内战；也不敢私自交给“不明身份”的人，怕担责任。他要的，是一个能让他“安全下庄”的台阶。 华克之这人，可不是普通的地下工作者。他早年是“暗杀大王”王亚樵的左膀右臂，参与过多次惊天刺杀，后来加入我党，在潘汉年领导下负责情报和统战，胆大心细，路子极野。接到这个烫手山芋，他立刻意识到，冈田不是在开玩笑，更不是发善心，这是在找“保险”。十万条枪，百万发子弹，足以武装好几个师，这是能改变局部力量对比的巨量物资。国民党那边眼睛瞪得溜圆，就等着接收，从鬼子手里“虎口夺食”，难度不亚于火中取栗。 时间紧迫，每拖延一小时，变数就增加一分。华克之脑子飞速运转，把所有能调用的关系网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国民党的人肯定不行，自己同志出面担保分量又可能不够。他想到了一个人——徐楚光。徐楚光是我党资深情报员，公开身份是洪帮“大华山”的山主，在华中地区帮会、伪军乃至日军内部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徐楚光和冈田有过秘密接触，冈田信他。 事不宜迟，华克之立刻秘密联系徐楚光。徐楚光一听，也觉得此事千钧一发，但可以操作。他亲自出面，找到了另一位关键中间人：南京的“洪门大佬”朱亚雄。朱亚雄虽是帮会首领，但有民族气节，暗中为我党做过不少事。 由朱亚雄以地方士绅和帮会龙头的身份，去找冈田“作保”，证明接收这批军火的，是“地方维持治安的合法力量”，而非“土匪”或“乱党”，这个逻辑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下，竟然能说得通。 冈田见到了朱亚雄，心里最后一块石头落了地。他要的就是这个——一个看似合理的、能对上交代的说法。有了地方“头面人物”的担保，他向上报告时就可以推脱，说是为了“维护移交秩序，防止武器散落民间引发暴乱”，这才“权宜处置”。于是，一纸由朱亚雄具保的文书，换来了冈田开启军火库的手令。 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如何把堆积如山的武器弹药，在国民党眼皮底下运走？华克之展现了惊人的组织能力。他动用了几乎所有能动员的地下力量，包括我党控制的码头工人、货运司机，甚至策反了部分仍听从冈田命令的日军运输兵。 运输分成了无数批次，有的伪装成建材，有的藏在粮袋下面，利用夜晚和混乱，通过多条秘密路线，蚂蚁搬家似的将这批军火源源不断运出南京城，送到了江北我解放区部队手中。 这件事，后来被称为“江宁要塞运枪”，是我党地下工作的经典案例。它之所以能成功，绝不是靠运气。首先，华克之、徐楚光他们，对敌、我、友以及中间派系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和运用能力，精准找到了“担保人”这个关键节点。 其次，他们抓住了日本投降初期，国民党接收人员尚未完全到位、各方权力出现短暂真空的历史窗口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冈田这批日军底层军官的心态：他们既不愿资敌（国民党），又对前途充满恐惧，急于在最后时刻为自己找条后路，哪怕这后路是与我党做的交易。 十万条枪，在随后爆发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而华克之、徐楚光这些隐藏在历史暗处的名字，他们凭借过人的胆识、缜密的谋划和对人性幽微之处的洞察，完成了一场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这背后，是智慧与勇气的较量，更是对历史机遇稍纵即逝的精准把握。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