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军侵华，有几个点长期都被国人或者公知有意识忽略：1：日军不是在战事紧张遭遇严重抵抗的情况下才被迫使用毒气弹，而是从一开始就使用。不仅仅是针对前线部队，对于后方平民哪怕是己方占领区没有游击队的平民也是无差别使用。 日军侵华战争从1937年7月开始，就将化学武器列为标准装备。淞沪会战爆发时，他们携带大量毒气弹，从初期投放催泪瓦斯，到后期使用芥子气等致命类型。日军部队在上海登陆后，在吴淞口地区发射毒气炮弹，导致中国士兵中毒，无法有效抵抗。整个会战中，化学武器使用超百次，造成数千人伤亡。这种手段不限于前线，在已占领的上海郊区，也投放毒气清除潜在威胁。即使无抵抗活动，他们仍用气体快速清空土地，用于军事目的。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日军化学武器使用数百次，在长江两岸战场投放芥子气。中国军队防守时，日军释放毒气云，士兵中毒后战斗力下降，日军借机推进。在豫南地区，对村庄施放毒气，即使无战斗迹象，也驱赶居民。在宜昌战役中，日军在山区投放路易氏气，气体飘散到平民区，造成上百人中毒。日军在华北平原“扫荡”时，使用毒气针对无武装村民。在河北县城外围投掷毒气罐， 结合其他手段造成伤亡。豫湘桂战役后期，在山区使用毒气，对藏身平民投放，导致窒息事件。 整个侵华战争，日军化学武器使用超过两千次，不仅削弱中国军队，还在后方制造恐慌。针对无抵抗百姓，目的是加速控制资源。日军516部队在齐齐哈尔研制毒剂，使用俘虏测试气体效果，确保战场杀伤力。根据历史记录，日本在1930年代起生产这些武器，违反国际公约，大规模运往中国战场。毒气包括刺激呼吸道的红弹和腐蚀皮肤的黄弹，在山西等地多次使用。 日军从侵华初期就系统运用化学武器，忽略国际禁令。1939年7月在山西战斗中，第五迫击炮大队发射231枚红弹和48枚黄弹，记录显示这些弹药从日本本土运来。类似报告证明，使用并非因抵抗激烈，而是预设策略。甚至在占领区无游击队时，仍对平民投放，显示出种族歧视倾向。日本对其他对手未大规模使用，却在中国战场肆无忌惮。 侵华战争结束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持续危害中国。撤退时埋藏大量毒气弹，如在齐齐哈尔，516部队掩埋弹药，导致战后泄漏。1950年代起，多地发现遗弃毒弹，造成超两千人伤亡。1990年代，齐齐哈尔工地挖出毒气弹，工人中毒。国际压力下，日本承认事实，启动销毁，但进程缓慢。到2020年代，仍有遗弹被发现，影响当地安全。 松井石根战后被捕，1948年在东京审判中，以战争罪行被判绞刑，当年执行。其他军官部分逃脱，但部队罪行通过档案曝光。化学武器禁约推动，日本逐步处理遗弹，但受害影响持久。日本媒体披露的报告，进一步证实侵华期间的毒气使用事实。这些历史真相提醒我们，别让淡化遮盖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