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0月，朝鲜谷山瓦宇里， 刚立三等功的孙瑞发，和志愿军女战士袁素芬，并肩坐在茅草屋前的砖头上，笑得比阳光还暖——可谁能想到，这就是他们的新婚现场！ 那两块砖头，是战友从废墟里扒拉出来的，还算平整。孙瑞发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袁素芬的军装肘部打着补丁，这就是他们的“礼服”。没有红盖头，袁素芬把齐耳短发别到耳后，露出的脖颈被朝鲜的秋阳晒得有些发红。战友们围着他们，口袋里摸出炒面，有个东北兵贡献出珍藏的几块祖国慰问带来的水果糖，就算“喜糖”了。指导员当证婚人，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最后说：“孙瑞发同志，袁素芬同志，从今天起，你们就是革命夫妻了！要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掌声响起来，夹杂着远处隐隐的炮声。 这婚结得急，也有原因。孙瑞发是机枪手，在金城战役里压着敌人打，立了三等功，也挨了弹片。伤不重，但需要休养。袁素芬是卫生员，在师医院工作，孙瑞发送伤员下来时认识的。一来二去，话不多，眼神里有了东西。战地爱情，没时间风花雪月。孙瑞发伤好要归队，归队意味着什么，谁都清楚。那天傍晚，他找到袁素芬，直愣愣地问：“袁同志，要是……要是咱都能活着回去，你愿不愿意跟我过？”袁素芬正给绷带消毒，手停了一下，没抬头：“你现在问这个干啥？”孙瑞发搓着手：“现在不问，我怕没机会了。”袁素芬抬起头，眼睛亮亮的：“那得先打报告。” 报告批得很快。组织上鼓励战士们安心作战，符合条件的婚恋申请，只要政审通过，基本都支持。但条件就那样：一没房子二没床，两人都是军人，各自住集体宿舍。唯一的“新婚福利”，是后勤处特批，把他俩那间当作临时仓库的茅草屋清理出一个小角落，借给他们住三天。屋里堆着麻袋，散发着硝烟和尘土的混合气味。这就是洞房。 三天后，孙瑞发背上枪，回了前沿阵地。袁素芬继续在师医院救护伤员。两人再见，已经是停战以后。1954年，部队分批回国。孙瑞发和袁素芬都在归国名单上，但不在同一趟列车。站台上，人声鼎沸，袁素芬踮着脚在人群里找，终于看见孙瑞发。他跑过来，什么也没说，把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塞到她手里。火车开动了，袁素芬打开手帕，里面是一枚闪闪发光的抗美援朝纪念章，还有一小把朝鲜的土。孙瑞发在纸条上写：“功勋章有你一半。土，带回家。” 回家，回哪个家？孙瑞发老家在山东沂蒙山，袁素芬是四川人。按照政策，他们可以选一地安置。两人商量了半宿，决定回山东。孙瑞发是独子，家里有老母亲。袁素芬说：“嫁鸡随鸡，咱回山东。”回到那个贫瘠的山村，乡亲们敲锣打鼓欢迎“最可爱的人”。可英雄也要吃饭。孙瑞发把军功章锁进箱子，拿起锄头。袁素芬从卫生员变成了村里的赤脚医生，背个药箱，翻山越岭给人看病。 日子苦，但心里踏实。村里人尊重他们，可也有不理解：“在部队立了功，咋不留在城里当干部？”孙瑞发蹲在田埂上，卷着旱烟：“仗打完了，国家建设更需要人。咱有手有脚，种地也是建设。”袁素芬给人接生，半夜被叫醒就走，常常一碗糖水鸡蛋就是出诊费。她从不计较，总说：“从前在朝鲜，命都能舍，现在这点算啥？” 唯一的遗憾，是聚少离多。孙瑞发后来被选为生产队长，忙集体的事；袁素芬是方圆几十里唯一的医生，更忙。两人有时几天说不上几句话。但每年10月，他们总会抽出时间，坐在自家院子的石墩上——那是他们从老家河边找来的，比朝鲜的砖头平整。泡一壶茶，不说话，就坐着。孙子孙女问：“爷爷奶奶，你们看啥呢？”袁素芬就笑：“看云。”孙瑞发补一句：“看从前。” “从前”是什么？是朝鲜的寒风，是阵地的硝烟，是茅草屋里的麻袋味道，也是两块砖头上，那个决定把后半生交给对方的、简单的笑容。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婚后故事，只有复员军人登记表上“孙瑞发，农民”，和“袁素芬，乡村医生”这几个字。可细想想，从战场到田地，从握着枪到握着锄头和听诊器，这种回归平凡的坚韧，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战斗”？ 他们用一生，实践了当年指导员那句“互相帮助，共同进步”。2018年，孙瑞发老人去世，享年89岁。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那个锁着的箱子里，抗美援朝纪念章下面，压着一块已经风化酥脆的、用红布包着的砖块碎片。袁素芬老人摸了摸那片砖，轻声说：“从朝鲜带回来的，我都不晓得。”她没哭，只是把那片碎砖，轻轻放在了自己的药箱旁边。 一场战地婚礼，两块砖，三天借来的“洞房”。这就是一代人的爱情和婚姻：没有物质，甚至没有安全，有的只是“活着回来”的渺茫希望，和“跟你过”的朴素决心。他们的浪漫，是硝烟散尽后，愿意陪你回归尘土，在平凡岁月里，把一句承诺守成一生。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