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被父亲偷改志愿，湖北高考687分的女学霸错失心仪的北大，她难以接受，24年不曾回家，再次联系时只对母亲说：“我结婚了，之后没事也不会回去见他。”母亲一瞬间泪流满面。 戴柳站在县城邮局门口，手里攥着那封薄薄的录取通知书，信封边角被她的汗水浸得发软。她考了687分，全县第一，全校第一，也是老师口中“稳进北大”的人。 所有人都以为，她的人生已经被写好结局。 她自己也是这么以为的。 回到家，她在院子里拆开信封，目光从校名那一行扫过，脸上的笑意却一点点僵住—— 不是“北京大学”。 而是：中国政法大学。 那一瞬间，她的大脑一片空白，像被人从高处推下去，连尖叫都来不及。她反复看了三遍，又把通知书翻过来，生怕是自己看错了。 没有错。 她没有被北大录取。 她站在堂屋里，声音发抖地问父亲：“我的第一志愿呢？” 父亲沉默了几秒，避开她的眼睛，只说了一句：“我给你改了。” 这句话，像一把钝刀，直接捅进她心口。 她当场失控。 戴柳几乎是吼出来的：“你凭什么改？你凭什么替我决定一辈子？” 父亲也火了，说她“不懂事”“太虚荣”，说女孩子去北大“眼界太高，心就野了”，政法大学稳妥、好就业，将来当公务员，才是“正路”。 她听不进去。 在她眼里，那不是一张志愿表被改了，那是她拼了十二年换来的选择权，被亲手剥夺了。 那天，她第一次对父亲说出最重的一句话：“你这是害我一辈子。” 父亲回了一句更冷的：“我这是为你好。” 这一句“为你好”，像一块巨石，压在她之后所有的日子里。 她最终还是去了中国政法大学。 开学那天，她一个人拖着行李箱走进校园，看着来来往往的新生，心里却始终有一道过不去的坎。她成绩依然耀眼，却再也提不起当年的骄傲。 她开始变得沉默。 别人讨论未来、理想、导师，她却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条她从未选择的路。 她和父亲的关系，在那一年几乎彻底断裂。 回家时，两人形同陌路。 饭桌上不说话，电话里不寒暄。 母亲夹在中间，小心翼翼地维系着这个家，却也无能为力。 2003年，大四。 临近毕业，身边的同学忙着考公、保研、进律所。戴柳却在图书馆角落里，悄悄准备着另一条路。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申请了韩国的全额奖学金。 申请材料寄出去的那天，她一个人在校园里走了很久。她知道，一旦成功，意味着什么。 那不是出国深造那么简单。 那是离开。 也是一次不回头的出走。 最终，她被录取了。 拿到确认函时，她没有喜极而泣，只是长久地坐着，心里异常平静。她知道，这一步迈出去，她和原生家庭的距离，将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 她没有和父亲告别。 甚至没有正式说明原因。 毕业那年，她拖着行李，独自去了机场。 后来整整二十四年，她没有再回过家。 不是没有想过母亲。 只是她知道，只要回去，就一定会见到父亲。那道旧伤，她不想再撕开一次。 在韩国，她一边读书，一边打工，语言、文化、孤独，全都要自己扛。最难的时候，她也曾在深夜哭到失声，却从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因为那是她第一次，真正为自己做的决定。 她结婚、生子，生活逐渐稳定，却始终和原生家庭保持着极其克制的联系。逢年过节，她只给母亲发信息，问一句身体好不好。 关于父亲，她只字不提。 母亲也不敢多问。 直到有一年，母亲实在忍不住，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说：“你爸爸……其实这些年，一直挺后悔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戴柳最终只回了一句话：“那是他的事。” 再后来，她主动联系母亲，说得很平静：“我结婚了。” 母亲愣了几秒，眼泪一下子涌出来，连“恭喜”两个字都说得断断续续。 戴柳又补了一句：“以后，没什么事，我也不会回去见他。” 这句话，没有怨恨，却像一道彻底合上的门。 母亲握着电话，泣不成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