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经中央决定，免去王宏坤的海军第二政委职务，直到1983年4月，王宏坤又按兵团级离职休养。 这不是他第一次面对岗位的变动。早在1936年，西路军踏上西征道路时，王宏坤便知道，组织的安排往往意味着牺牲。他那时已是红四方面军的骨干干部，随部队翻越祁连山，挺进河西走廊。 西征最终失利，大批指战员牺牲，王宏坤在重围中带着残部突围，在极度严酷的自然与敌情环境下，坚守组织原则，把分散的小股兵力带回陕北。 转入抗战时期，他调至晋东南敌后战场，领导地方部队开展游击战。 夜袭据点、破路断桥、埋伏伏击，这些战术熟稔于心。他重视情报与群众工作，常年在太行山中活动，几十次受伤，靠一条藤杖撑着走完整整两个雪季。 1941年春，他调往华中，接管新四军部分兵力整编任务。他提出基层政工干部必须既懂枪又懂人，从而建立起新四军中少有的“武文双优”政工体系。 那年，他批评一名连指导员对士兵口令下得不清楚，“政治工作不是喊口号，是要在关键时刻站得住。”这句话后来被记录在《新四军政治建设纪要》文件中。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调任海军，担任第二政委。他并不熟悉舰艇编队作业，却清楚干部队伍如何建。1956年，他亲自主持起草了《舰艇连队政治干部行为准则》，明确提出“海上无后方，思想必须先上舰”。 他带队深入南海演训场，常在夜里登舰听兵士聊天，发现一位新兵自杀倾向，立刻召集政治干部会研究基层心理辅导机制。 这一做法成为海军政治工作向“人本管理”转型的初始尝试。 1965年，王宏坤向总政提交《关于海军中级军官培训的若干意见》，提出应建立“舰艇骨干轮训制度”。 文件最终促成海军工程学院改革，扩大了轮训周期与实战模拟比重，被当时称作“海军训练现代化的开端”。 王宏坤没要求保留级别，也没提出照顾，离职后回到北京住处，每天早上看报、整理文件，有时应邀去海军学校讲课，内容多是讲他如何在西路军战场埋伏中挺住、怎样让新四军战士在敌占区活下去。 他说，那些事不是英勇，而是必须。 王宏坤这一生，从麻城出发，走过雪山草地，走进兵工厂和舰桥。他没有什么自传，也很少在公开场合讲话，但留下的是几十份写满字的文件袋，以及一批在他带过的队伍里成长起来的军政干部。 他的人生不是轰烈开头、平稳结尾，而是每一阶段都踩在时代急流里。他从不争名，只说一句：“革命者，就是干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