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开国少将甘思和外出考察，一个老部下找到他，说：“原冀鲁豫军区4旅旅长赵海枫的遗孀和孩子在农村生活困难！” 1952年春天，华北平原的风里夹着生涩的土腥味，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停在田埂边，车旁围着一圈地方干部，正在汇报当年的春耕数据，被围在中间的是甘思和，时任华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按理说，他此刻该关心的是种子和化肥，是宏观的产量预估。 但一个突兀的声音打断了这套官僚流程“政委，赵旅长的家里揭不开锅了”说话的是王志明，曾经赵海枫旅长的警卫员，如今也是一脸风霜，甘思和愣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切换表情，王志明紧接着抛出了一串带着血腥味的情报：不是笼统的“困难”而是具体的惨状。 住在曲周县的土坯房，屋顶漏雨是常态，九岁的大儿子不去上学，天天去地里挖野菜，最要命的是小女儿，脸上的冻疮溃烂流脓，一家人靠着义仓的救济粮吊着命，这些细节像一颗颗子弹，直接击穿了甘思和的防线。 他没有丝毫犹豫，转身对秘书甩下一句“你们继续”拉着王志明就钻进了吉普车“往曲周县开，越快越好”甘思和的命令短促而有力。 随着车轮卷起漫天黄土，这位开国将军的思绪被剧烈地甩回了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什么他会如此失态，因为这不仅仅是战友情，这是一笔还要不起的“生死债”。 1937年，他和赵海枫在冀南三分区搭档搞特务大队，“赵奇兵+甘政委”的组合在日军眼里是阎王帖，但在反扫荡最绝望的时刻，被围困在山坳里的赵海枫，硬是把最后一块干粮塞进了甘思和手里，赵海枫自己则在旁边啃了三天树皮。 如果说那是“活命之恩”那么1947年的豫北战役就是“托孤之重”在攻克楚旺南门的战斗中，赵海枫倒在了冷枪下，甘思和至今都不敢深想那个画面：战友被抬下来时，腹部中弹，肠子流在外面，濒死之际，赵海枫的手死死攥着他，留下了那份沉重的连环遗嘱。 “老甘，我和查茂德有约定，谁先走了，活着的要照顾对方家人，现在我也不行了，秀莲和孩子，还有老查家，都托付给你了”这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责任转移，死亡带走了赵海枫，却把他肩上的担子，连皮带肉地移植到了甘思和身上。 两个小时的颠簸后，吉普车急刹在曲周县的一个破败村落前，现实比王志明的描述更具冲击力，映入眼帘的是倒塌了半截的院墙，那是这个家防御风雨的最后一道防线，如今已形同虚设，门口晾衣绳上挂着的，全是打满补丁的旧衣裳。 甘思和走进院子，看到了正艰难搓玉米的李秀莲，常年的劳作让这个女人的腰成了直角，想站起来迎接首长，身体却猛地踉跄了一下，两个孩子像受惊的小兽，躲在母亲身后，那个九岁的男孩穿着明显不合身的大衣裳，而小女儿脸上的疤痕，在昏暗的光线下触目惊心。 这一刻，甘思和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身为华北军区的高级干部，他的战友遗孤却在眼皮子底下过着这种日子，他大步走上前，面对着墙上那张泛黄的赵海枫遗像，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个在战场上流血不流泪的硬汉，此刻眼眶全红了。 “对不起，我来晚了”这句话很轻，却重得像山，甘思和没有停留在廉价的同情上，他迅速激活了手中的行政资源，展现了一位高级将领的决断力，当天下午，他直接协调民政部门，不仅补齐了积压的抚恤金，还申请了专项资金修缮那座漏雨的危房。 对于孩子的未来，他找到了县教育局，强硬地解决了学籍问题，免除了一切学杂费，教育，才是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唯一刀刃，在离开前，甘思和掏空了口袋，他把当月的工资全部塞进了李秀莲手里，这不是施舍，这是他在还那块干粮的债，还那条流在战场上的肠子的债。 但这还不够，回到北京后，甘思和做了一个更长远的决定，他并没有把这家人当成一个“扶贫对象”而是当成了家人，后来他把赵海枫的儿子赵建英接到了北京，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培养，教他读书，送他参军，像父亲一样规划这个孩子的未来。 甚至可以说，甘思和不仅给了钱，还给了这个孩子足以立足社会的“文化资本”和“精神脊梁”。 1955年，甘思和被授予少将军衔，在授衔仪式后，有人问起他对这些烈士家属的照顾，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们是替死人活着的”这句话成了他后半生的注脚，他不光照顾赵家，还履行了赵海枫临终前关于查茂德的嘱托，将这份“无限责任”扛到底。信息来源：人民网——开国少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