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5年5月23日开始，“老潘财商”连续发布视频，质疑虞书欣的父亲虞丕杰名下公司与国企之间的合作存在诸多疑问。 企查查显示，虞丕杰为华尚矿业的实际控制人。从时间线上看，华尚矿业成立于2007年，注册资本为200万元。成立一年后，它与注册资本37亿元的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钢集团”）合资，成立了新余新钢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钢矿业”）。 几年间，新钢矿业成了新钢股份的主要供应商。公开资料显示，从2009年至2013年，新钢矿业与新钢股份的交易额从1800万元迅速膨胀到6亿多元，规模远远超过国企全资子公司乌石山铁矿厂。2014年之后，新钢股份的年报里找不到新钢矿业的供货数据。三年后，2017年，新钢矿业注销。 合资疑云 一家成立不久的小公司要想和国企合资办企业，并不容易。尤其合资方是一家上市公司，往往会严格考察合资对象的注册资金、经营年限、股东背景、财务状况等，任何一项不达标，都可能被拒之门外。 2008年，虞丕杰名下的华尚矿业成立不过一年，注册资本只有200万元，没有资源储备，却与新钢集团合资成立了新钢矿业，华尚矿业拿到了49%的股权。 一家注册资金200万的小型公司，拿出980万元现金投入合资公司；与一家年产钢铁千万吨级的国企合作中，占据了近一半的话语权。这是怎么做到的？ 事实上，民营企业依靠资源或价格优势，拿到过与国企的合作，并不是没有可能。只是，这类事件发生的概率不高。 与此同时，国企通常还会在年报中对这种“破格合作”给出清晰解释，例如合作缘由、对价安排、风险提示等。然而，在新钢股份的公开年报里，没有这些说明。 合资之后，新钢矿业迅速进入国企供应链。2009年，它向新钢股份供应矿石价值1800多万；2010年跃升至近2亿元；2011年和2012年均为3.6亿元；2013年达到6.3亿元。 短短五年，双方累计交易额超过15亿元。 此外，反观新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江西省乌石山铁矿厂（以下简称“乌石山铁矿”），同期供应额仅为5.11亿元，是合资公司新钢矿业的三分之一。换句话说，国企把更多订单交给了“外来”的合资方，而不是自己的全资子公司。 有人解释道，这可能与乌石山铁矿产能不足、矿石质量有限有关。江西省公开的采矿权评估报告显示，乌石山铁矿保有储量1118万吨，年产铁精矿不足20万吨。 不过，即便自产不足，它的经营范围里也包括铁矿石销售，完全可以通过外采补足，再统一卖给集团。一位来自国内八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从业人员苏元也表示，论议价能力，国企的全资子公司理应比新成立的合资公司更具优势。 而且，新钢股份并非只有两家固定供应商。 2010年的财报显示，除了新钢矿业和乌石山铁矿， 新钢股份还从多家企业采购原料。财报中“采购货物”是一个总类，其中包含铁矿石在内，意味着可能还有其他供应商，只不过因为供应范围不仅限于铁矿石，而被归入更大的分类中。 2013年的财报也提到，当年，进口铁矿石约占公司铁矿石总采购量的65%。这说明，新钢的采购渠道并不单一，用量庞大，有很大的选择余地。 问题便回到最初：为什么选择了华尚矿业？ 资金来往与家族关联疑云 2010年，新钢股份财报里出现了一个令人关注的数据：当年，新钢股份从新钢矿业采购了不到2亿元的铁矿石，给这家公司提供了2.1亿元资金支持。 这种操作并不常见。苏元认为，虽然企业之间可以同时存在买卖和借贷行为，但通常两者的关联性不大。而从新钢矿业的资产状况来看，2013年营业总收入为62351万元，恰好接近同年新钢股份向其采购矿石的价格。 也就是说，新钢矿业似乎只有新钢股份这一个大客户，所有资金往来是为了货物交易。那么，是否存在国企先把钱借给合资公司，让它去买矿石，再把矿石买回来，不收利息，只有中间商坐收渔翁之利的可能呢？ 此外，当年的年报里，新钢矿业被误写成了“全资子公司”。实际上，华尚矿业持股49%，它只是控股子公司，而非全资。 在当年年报中，新钢矿业被误写为“全资子公司” 苏元指出，如果这是故意写错，就存在有意模糊风险的可能性；如果只是笔误，则说明公司在风险揭示上的把关比较粗糙。无论哪种情况，这个错误至少在形式上降低了外界对合资公司风险的警惕。 三年后， 2013年，新钢股份和全部15家关联公司的交易总额是17.6亿元，其中新钢矿业一家就占了6.3亿元，接近三分之一。 同年4月，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披露，新钢矿业占用了新钢股份7.4亿元资金。也就是说，这家公司一年卖货不到6.3亿元，动用了7.4亿元的资金池，超出的部分没有合理解释，也同样没有利息。 苏元指出，合资企业占用资金是审计的重点关注项目。如果利息不合理甚至为零，不仅涉嫌利益输送，还可能带来涉税风险。要理解这笔钱的分量，需要看当时新钢股份的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