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5日，血战长沙的李玉堂被枪杀于台北碧潭刑场。临死前，蒋介石亲自在判决书上批了一个“耻”字，而李玉堂同样高呼：一生为国，如此下场，心有不甘！ 咱们得说句公道话，到了1949年，国民党里心态崩了的人，不光李玉堂一个。 在经历了兖州兵败、化妆逃脱的屈辱后，李玉堂被晾在一边冷落了好几年。直到1950年，才被想起来派去海南岛，当了个海南防卫副司令。 这时候的大陆局势已经明朗了，解放军势如破竹。李玉堂站在海南岛的沙滩上，望着北边，心里肯定在犯嘀咕：这仗，还有打的必要吗？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的夫人陈伯兰，带着内兄陈石清从香港找来了。 陈石清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带着任务来的。他给李玉堂带来了一个名为“起义”的选项。 经过几天的彻夜长谈，李玉堂动摇了，或者说，他清醒了。他同意起义，并且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方案：只要解放军攻岛，他就带着手里的一个军里应外合。 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封密信，让陈伯兰带去广州，亲手交给了当时的最高指挥官叶剑英。 叶帅那是何等人物，一眼就看出了李玉堂的诚意和价值，当即批示：同意起义，事成之后重用。 这本来应该是一个类似傅作义那样的和平结局，李玉堂会成为开国功臣，后半生安稳无忧。 但是，历史在这里跟李玉堂开了一个最残酷的玩笑——时间差。 当时没有手机微信，消息传递全靠人肉背。叶帅的批复在路上耽搁了，而前线的战事却快得惊人。韩先楚指挥的解放军如同神兵天降，渡海作战的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李玉堂在海南岛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广州的回信。 大家试想一下他当时的心情：一边是解放军的大炮就在耳边响，一边是约定好的接头暗号迟迟不来。他慌了，他开始怀疑是不是那边没看上他，或者是觉得他是诈降？ 在极度的恐惧和混乱中，李玉堂做出了那个让他后悔终生的决定：撤退。 既然投共这条路没消息，那就只能先跟着国民党大部队撤往台湾，好歹先保住一家老小的性命。 他当时可能想着，这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但他不知道，这一脚迈出去，就是踏进了鬼门关。 到了台湾，等待他的不是安稳，而是“白色恐怖”。 1950年的台湾，空气里都弥漫着血腥味。蒋介石为了稳固统治，特务遍地走。李玉堂这种手握兵权又“来路不正”的人，自然是重点监控对象。 坏事就坏在他的一个副官，叫李刚。 这个李刚也是个猪队友，到了台湾后，居然私下里写信跟大陆联系。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往枪口上撞。保密局的特务很快就截获了信件，顺藤摸瓜把李刚抓了进去。 特务们的手段大家懂的，老虎凳辣椒水一上，李刚没扛住，把李玉堂夫人陈伯兰跟大陆联系、策反李玉堂的事儿，全给招了。 这下子，天塌了。 蒋介石听到汇报后，那个气啊。在他看来，战场打败仗可以原谅，但“思想叛变”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特别是李玉堂这种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居然也想投共？ 这不仅仅是背叛，这是在蒋介石已经脆弱不堪的自尊心上又捅了一刀。 所以，才有了开头那一幕：一个鲜红的“耻”字，直接判了死刑。 1951年2月5日，正是农历除夕的前一天。 李玉堂被押往台北碧潭刑场。临刑前，他拒绝下跪，也拒绝穿囚服。他提了一个要求：要穿那件跟了他多年的旧军装。 那件军装上，甚至还留着当年抗日战场上的硝烟味。 行刑的那一刻，这位曾经的抗日名将，面对着茫茫大海，也就是大陆的方向，喊出了那句让人心碎的遗言： “我一生为国，如此下场，心有不甘啊！” 枪声响起，一代名将，就这样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同日被杀的，还有他的妻子陈伯兰。 这事儿发生后，消息被封锁得严严实实。李玉堂的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台湾的禁忌，也成了大陆这边“反动军官”的典型。 但历史终究是会说话的。 李玉堂虽然死了，但他女儿李国英活了下来。这位倔强的女性，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穿梭于两岸，四处搜集证据，只为了给父母讨一个说法。 时间来到了1983年。 经过详细的调查取证，山东省人民政府终于查清了当年的真相：李玉堂确实是有心起义的，而且叶帅也确实批准了，只是因为通讯中断和战局突变，才导致了起义流产。 据此，国务院正式批准，追认李玉堂为革命烈士。 他在1951年倒下的身躯，终于在1983年重新站了起来，以烈士的身份。 但这还不是最魔幻的。 2004年，台湾当局在处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时，也重新审理了李玉堂案。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当年的判决证据不足，属于冤杀。 于是，时任台湾领导人给李玉堂颁发了“恢复名誉证书”，还赔偿了家属一笔钱。 大家品一品这个结局： 一个人，在死后几十年里，竟然被台海两岸的政权，分别以“烈士”和“冤案受害者”的身份给予了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