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评价黄百韬：杀人杀俘虏，受不了“黄埔精神”四个字 1948年10月12号的那个午夜，雨下得透心凉。 一辆军用吉普像个闯进坟场的黑幽灵，一头扎进了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的大院。车门一开，走下来的是刚挂上中将领章的文强。他这一路从长沙赶过来，耳朵里还回荡着老上司程潜那句让他后背发凉的送别语：“你这一去徐州，怕是要当俘虏。” 这哪是去上任，分明是去赴一场早已注定的败局。 文强还没来得及把身上的寒气抖搂干净，就听见不远处的公馆里传来了舞曲的动静，男男女女的笑闹声在那个死寂的雨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谁在跳舞？他的新上司，也是老朋友杜聿明，正带着参谋长舒适存这帮人，在国民党江山都要塌了的节骨眼上，办舞会。 这哪是庆功宴？分明就是给这几十万大军提前办的一场“葬礼”。 第二天，也就是文强到任的头一天，一场只有三个人的“绝密酒局”在杜聿明办公室支起来了。桌上没摆作战地图，摆的是红酒。杜聿明、文强、舒适存，三个心思各异的男人，在这间弥漫着酒精和苦涩味道的屋子里，把徐州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甚至把国民党最后的这点家底，扒了个底朝天。 这三个人凑一块儿本身就是一出戏。杜聿明刚从东北败退回来，被陈诚挤兑得没地儿站，现在空降徐州当个“裱糊匠”；文强是老特务出身，杜聿明专门要来“看家护院”的心腹；舒适存呢，因为早年被彭老总抓过，在红军当过几天干部，杜聿明看他总觉得隔着层纱，信不过。 酒过三巡，话匣子开了。杜聿明也不藏着掖着，他太想知道手里这几张牌到底是个什么成色。他盯着文强，让他给手底下这几个兵团司令“相相面”。文强也没客气，那一晚，他们把徐州“剿总”的几个大佬，挨个点著名骂了一遍。 提到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文强直摇头：“这人就是个疯子，眼睛长在头顶上。跟谁都尿不到一个壶里，对他那个上司刘峙，那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杜聿明听完就把酒干了，叹气道：“没治了。这就一匹脱缰的野马，我早就驾驭不住了。” 屋子里的气氛沉闷得像要下雨。最后，文强提到了一个名字：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 听到这三个字，杜聿明的眼睛才算亮了一下。 黄百韬不是黄埔嫡系，是从杂牌军里一步步爬上来的。在杜聿明看来，这种没背景的人，为了证明自己，打仗才肯卖命。在这堆烂摊子里，黄百韬成了杜聿明心里唯一那根救命稻草。 他甚至动情地说：“都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黄百韬是河北人，这人能信！” 可杜聿明看走了眼。他只看到了黄百韬“能打”、“听话”的一面，却没看透这个“杂牌将军”骨子里那种为了向上爬、为了洗白身份而滋生出的极致残忍。 多年后，侥幸逃生的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才敢说出真话：黄百韬因为不是嫡系，有着极深的自卑感。为了讨好蒋介石，为了在这个圈子里站稳脚跟，他打起仗来简直没有人性。在豫东战役，为了防止阵地丢失，他竟然下令炮击自己人的阵地，连同还没撤下来的部下一起炸成灰。 他嘴里的“尽忠”，那是用手底下兄弟的血肉铺出来的路。 后来真就被那晚的酒局给言中了，甚至比预想的还要惨烈。 淮海战役一打响，黄百韬兵团就在新安镇撤退的时候乱了套，最后被华东野战军死死围在了碾庄。 这时候的杜聿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遍遍给邱清泉和李弥下死命令：救人！快去救黄百韬！ 结果呢？正如文强预料的那样，邱清泉和李弥动得比蜗牛还慢。 他们象征性地往前拱两下，那是做给蒋介石看的，实际上都在打着保存实力的小算盘。 而在碾庄的包围圈里，黄百韬为了活命，为了守住蒋介石给他的“信任”，干出了连杜聿明都觉得齿冷的事。 原华野4纵12师炮兵连长陈英红记得太清楚了：黄百韬的部队太损了。他们把附近村子里的老百姓全抓起来，关在屋子里当“肉盾”。机枪架在墙角，两面开火，你想冲进去？那先得把老百姓炸死。 这就是黄百韬的“战术”。他知道解放军不打老百姓，就专门拿老百姓的命来赌。 为了逼退解放军，黄百韬甚至下令让25军参谋长黄觉杀俘泄愤。 杜聿明想靠黄百韬翻盘，可黄百韬靠的是拿老百姓当挡箭牌。这要是能赢，天理何在？ 1948年11月22日，碾庄被打成了一片焦土。 黄百韬最后时刻躲进了一片芦苇塘。他看着身边剩下的几个人，掏出那个编号17的总统府出入证，凄凉地笑了笑：“够靠前的了。” 随后，一声枪响，第七兵团灰飞烟灭。 蒋介石听说黄百韬死了，又开始了他的“精神表演”。他把黄百韬捧上了天，追赠陆军上将，还特意在《中央日报》上发文感慨：“黄埔精神不死！” 对此，身为黄埔一期老大哥的杜聿明，在后来的岁月里，给出了一个最狠、也最真实的评价。 他说，什么黄埔精神？孙中山先生创办军校的时候，讲的是“亲爱精诚，卫国爱民”。 杜聿明的话掷地有声：“卫国爱民是革命军人的首要宗旨，不爱民，何以爱国？黄百韬杀民杀俘，他担当不起‘黄埔精神’这四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