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一个武汉女大学生被老师追问，是否跟黑人留学生发生过关系。女生羞愤不已当即否认，未曾想，老师竟然告知她的黑人男友是一个艾滋病患者。 2009年初夏，朱力亚静静地走了。她走得悄无声息，像树叶落地，顺理成章又无声无息。 可这张脸，这个名字，却刻在一代人记忆里。她中国第一个公开身份的艾滋病在校女大学生。 她的一生，短到不过27年，却把21世纪初的中国校园、社会认知、制度漏洞，全都狠狠切开来给人看了一眼。 2004年4月，朱力亚被自己的男友马浪传染确诊艾滋病。 马浪这个人，本就不是阳光大男孩那一挂的。他说自己来自巴哈马、学医，说得流利英语和派头，倒确实够迷人。 朱力亚是个大三生，单亲家庭出身，外语系的。 两人在2002年相识相恋，那时朱力亚并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将会使她的人生从此走向另一条道路。 2002年朱力亚第一次和马浪约会，是她主动的。她喜欢马浪说话的节奏，像西方电影里的对白，不像身边那些男生那样窝囊。 可再“聪明”的女孩子，也敌不过“这方面”的空白。那时候的学校，哪讲什么性教育？所谓健康讲座多半是讲讲预防感冒，最实用不过告诉女生痛经喝红糖水。 有多少性安全知识，是靠“过来人”甚至谣言传的？她从来学得认真，却在最关键的知识段里，一窍不通。 这是当时整个制度的漏洞。当时中国高校扩张，校园留学生数量猛涨，但管理重点在“引进”，很少谈“约束”。 朱力亚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只是唯一站出来挨打的那个。 在检测确认阳性之后，朱力亚被“调离”原来的宿舍，理由是在等进一步治疗安排。 同学开始不接她的电话，亲密的室友调换了宿舍，隔三差五传出“听说她和黑人有一腿”的传言。 一句“听说”，就像柳絮，不知从哪飘来，但到处都是。 她想写信给远在乡下的妈妈，一连几夜拿起笔又放下。什么都写不下去。不敢说，不想说，不能说。因为这字一旦落纸，就是家族一辈子的耻。 那会儿谁在意一个大学生是否有自我意识和情感选择权？她从情感受害者迅速滑落成校园的“异类”。 2005年春，她人生迎来一个突然的转机。 那年春节前，朱力亚认识了桂希恩，一位中国防艾的重要推动者，那时候他正走访“艾滋病村”。 朱力亚跟着去了河南的文楼。她没想到，那里有几百号人，全是因卖血被感染的农民。有人连针头都没见过几次，就一辈子背上病名。 一个浑身皮肤泛黄的女人在炕上说：“我们都是政府发证书的，有病也不怕，活着比什么都好。” 那天晚上，她第一次睡得踏实，也第一次觉得，自己还能做点有用的事。 她回到武汉，语气比以前稳了不少，也不再刻意遮遮掩掩。那年她开始写日志，取名叫《艾滋女生日记》。 她出过校园宣传艾滋病防治，被拒绝，也被驱赶。可她坚持，就像穿了铁衣，防得住侮辱。 她用流利的英语对外校说：“HIV患者不是罪人。”不是所有人都理解她，但有人开始不再怕她了。 她说：“既然已经有我了，那希望以后别有第二个我。” 2009年，朱力亚去世了，她的去世，是一个人的不幸，更是一个时代的烙印。 她让人们知道，校园不仅是读书的地方，更是教育生命该如何被尊重的地方。 信息来源：[面对面]朱力亚:感染艾滋病——2005年07月23日 19:08 央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