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消息传到鲁迅耳中时，他突然向茅盾提出一个问题：“毛润之与你相比如何？” 1931年的上海，鲁迅和茅盾的日子并不好过。国民党的文化“围剿”那是铺天盖地。鲁迅先生这时候在干嘛？他在“横眉冷对千夫指”。他手里的笔，就是一把匕首，要把这黑暗的铁屋子捅个窟窿。 那时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刚刚成立没多久。鲁迅是盟主，茅盾是核心骨干。他们这群人，在上海的弄堂里，在特务的眼皮子底下，硬是搞出了一支“左翼文化新军”。他们办刊物，《前哨》、《北斗》；他们搞创作，要把无产阶级的声音发出去。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毛泽东当选主席。这一文一武，一南一北，遥相呼应。鲁迅问茅盾那个问题，其实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茅盾正在酝酿一部大作品——那就是后来的《子夜》。鲁迅自己呢？他在写杂文，像投枪一样扎向敌人的心脏。 而毛泽东在干什么？他在指挥千军万马，在搞土地革命，在实打实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鲁迅这一问，问的不是才华，是路径。是在那个国家民族存亡的关头，到底是靠文章救国，还是靠枪杆子救国？答案其实他们都清楚：这原本就是一场战争的两个战场。 一封跨越时空的“神秘贺电” 要证明鲁迅和茅盾对毛泽东、对红军的那种从心底里的佩服，光靠咱们推测不行，得有实锤。这就要说到党史界那个著名的“公案”——鲁迅和茅盾到底有没有给红军发过贺电？ 这事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个谜。茅盾晚年回忆说，那是1936年春节后的事儿。鲁迅送他下楼，在楼梯半当腰突然停住，说史沫特莱告诉他红军长征到陕北了，建议发个贺电。茅盾当时就说“好呀”。 但这封电报的原件，几十年都没人见过。直到1995年，西北大学的一位教授在中央档案馆的故纸堆里，翻出了一份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斗争》报，这才让真相露出了冰山一角。 那份报纸的封面上赫然印着《中国文化界领袖来信》。信里的内容那是相当炸裂：“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对于鲁迅这样一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看透了国民劣根性的人来说，能给出这么高的评价，把“人类”和“中国”的未来都托付给红军，这是何等的信任？这哪里是客套话，这是把心都掏出来了。 这里头还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值得咱们细抠一下。 茅盾晚年一直坚持说，那是庆祝“长征胜利”的贺电。但根据最新发现的这份《斗争》报刊登的时间和内容来看，这封信其实更像是一封“东征贺信”。 信里提到了“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还提到了“北平、上海、汉口、广州的民众……发动反日反法西斯的伟大运动”。这时间点，卡在1936年3月底4月初，正是红军东渡黄河、准备抗日讨逆的时候。 那是不是茅盾记错了？ 当时那种环境下，消息传递那是相当滞后的。史沫特莱得到消息，再告诉鲁迅，再转达给茅盾，这中间是有时差的。而且，“长征”这个概念在当时是很大的，它不仅仅是一次行军，它代表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包括后来的东征，在当时的人看来，都是红军这一连串伟大壮举的一部分。 所以，这封信不管是贺“长征”还是贺“东征”，核心意思只有一个：这两位文化界的泰斗，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眼皮子底下，公然站队了！ 他们选择了站在人民这一边，站在了红军这一边。 回过头来，咱们再看鲁迅问茅盾的那个问题：“毛润之与你相比如何？” 此时此刻，答案已经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述了。 茅盾写《子夜》，那是把中国社会的病灶解剖得淋漓尽致，连国民党的舆论都惊呼左翼文学是“水银泻地，无孔不入”。鲁迅写杂文，那是刀刀见血，剥开了敌人虚伪的画皮。 而毛泽东呢？他在湘江边上，看着鲜血染红江水，“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那是何等的惨烈；他在遵义会议上力挽狂澜；他在陕北的窑洞里运筹帷幄。 鲁迅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他看到了另一种力量。一种不同于他们手中的笔，却能同样、甚至更直接地改变中国命运的力量。他敬佩这种力量。 这封1936年的信里有句话说得特别好：“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这可是鲁迅和茅盾联名的判断。在那个大多数人还对红军妖魔化、或者持观望态度的时候，他们俩已经看透了历史的迷雾，认定这支队伍才是中国的希望。 1936年，鲁迅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茅盾也面临着极大的政治压力。但他们怕了吗？没有。在那封信的末尾，他们高呼：“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中国红军万岁！” 鲁迅和毛泽东，这两位巨人虽然一生未曾谋面，但这神交已久的情谊，比见了面还要深厚。毛泽东后来评价鲁迅：“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评价，跟鲁迅那句“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简直是跨越时空的最高致敬。 所以，当鲁迅问出“毛润之与你相比如何”的时候，他心里装的不是文人相轻的酸腐气，而是英雄惜英雄的浩然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