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1岁戴笠借口加班，把秘书余淑衡，带到了卧房。戴笠递给她一杯咖啡：“提提神！”余淑衡喝了两口，突然四肢无力，晕倒在地...... 她本是湖南才女，在金陵大学读书，家里早已替她和青梅竹马马连杰订婚，对方是前途光明的参谋。一纸将她调入军统局机要处的命令，把她从课堂和婚约中拎走，也把她推入权力的阴影。 那晚，她在昏黄灯光和檀香味里醒来，身下冰凉，记忆里只有被拽倒、后脑撞在石阶上的一瞬。面对权势滔天的军统头子，她连愤怒都不敢露出，只能在他那句“能留下来是你的荣幸”里，把屈辱咽回肚里。 很快，余家被迁到战时重庆，防空洞里有写着他们姓氏的角落，看上去是照顾，其实更像软禁。 在外人眼中，她是局长案边最得力的秘书，是被称作“幸运星”的女人。戴笠送房送车，逢人就说“这是我未来的太太”。她见过那些曾想争名分的旧人，有的被多年关在小楼里，有的神志失常，恩宠背后是一座座看不见的坟。 起初，她被恐惧和不安包围，只敢在夜深时悄悄流泪。哭过之后，她逼自己冷静下来，明白硬碰硬只会被碾碎。要活下去，只能学会伪装，于是她收起锋利的反抗，学着察言观色，在众人面前配合演戏，让戴笠相信，这只被猎中的小兽已经彻底驯服。 日子一久，她被推到权力核心边缘，经手越来越多的机要文件，白天翻译电报，夜里陪他饮酒闲谈，她看透了他迷恋的并非感情，而是对他人命运的掌控。 等到心里的惶恐一点点让位给算计，她才在一次闲谈中轻轻抛出试探的话，说自己想去美国深造，回国后可以替他办更多外交和情报上的事。那语气正好戳中他自诩伯乐的虚荣。起初他强烈反对，不愿放她离开视线，几番摇摆之后，终究还是同意替她办理护照和手续。 登船前，她拿着证件并不露出异样。他一边送她出国，一边又把她的母亲和妹妹接到自己宅邸旁边住下，以此牵制她。只是当轮船真的离开码头，在海风里一点点远离东方海岸时，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和过去之间隔着的，已经不只是海峡。 到了美国，她迅速适应那种自由开放的环境。课堂和街头的阳光，完全不同于国内的压抑空气。 她在新的社交圈里结识军中友人和留学生，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李忠，两人情投意合，很快走进婚姻，新生活让她意识到，自己终于可以亲自掌舵命运。等到学业和婚事都安定下来，她设法把母亲和妹妹也接到美国团聚。 临走前，她托人把一封信放在戴笠的办公桌上，平静却锋利地告诉他，自己已经重获新生，不会再回到那座无形的牢笼。 那封信像一道关上的门，让习惯发号施令的人第一次尝到失控的滋味，他虽一度暴怒想再度出手，却终究明白，远在重洋之外的那个人，不是他能随意处置的猎物。 这一局，她从未正面掀桌子，只是以柔克刚，在低头里保留清醒，在顺从中悄然布下退路。面对碾压一切的权力，有人选择撞上去，有人被迫跪下，而她用隐忍和时机，为自己撕开了一条缝。 等到那道缝隙终于被撑开，吹进来的，不是密室里的檀香，而是属于她自己的自由空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