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村里的李老汉怒气冲冲地闯进陈家。他瞪大双眼对陈赓的父亲吼道：“你儿子把我儿子给拐跑了！”场面剑拔弩张，几乎大打出手。然而，谁能想到，28年之后，这两个“被拐走”的孩子竟成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将。 两个人物故事的开头，充满了旧时湘乡乡村的气息。陈赓，湘乡县城里的一个淘气鬼，谭政，一个寄居在陈家的安静少年。两人从小一起玩泥巴，一起偷偷爬树摘果子。谭政寄养陈家那段时间，陈赓总是故意捉弄他，但在关键时刻，又是陈赓替谭政出头。 东山学堂里，两人坐在一起，陈赓上课爱睡觉，谭政则总用手肘把他顶醒。老师布置的习题，陈赓总做不完，谭政就偷偷地帮他写。后来，学校里的新思想来了，讲的是救国救民，讲的是推翻压迫。谭政看书看得入神，陈赓却只觉得热血上涌，想立刻投军杀敌。 这一时期的友谊，是质朴的。谭政总觉得，陈赓是个冲动的热血青年，而自己是稳重的军师。两人的角色分工，在日后的革命道路上，似乎早在少年时便注定了。 1927年，是动荡的一年。湘乡这个小地方，也渐渐感受到风雨欲来的紧张气氛。陈赓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报考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这四个字在当时青年人眼里，意味着希望和理想。 谭政心里也开始蠢蠢欲动，他不想再做寄人篱下的小孩，他想要站出来，为自己、为国家做些什么。一个雨夜，谭政偷偷跑到陈赓房里，轻声说：“我想跟你走。”陈赓愣了几秒，然后哈哈大笑：“我正愁一个人孤单呢！” 不久，陈赓帮谭政找到机会，让他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谭政改了名字，意思是要以新的身份、新的决心投身革命。村里的人不知道这回事，只看到谭政突然不见了，便纷纷猜测。 那位找上门来的李老汉，就是在谭政消失后，一直认为是陈赓把他“拐跑了”。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家长们的愤怒里，其实夹杂着深深的担忧与无奈。 两人正式进入革命的战场，开始了生与死的考验。1927年9月，秋收起义的战火点燃。陈赓和谭政都参加了这次起义，跟随毛泽东一同上了井冈山。从那时起，谭政成了毛泽东的秘书，每天跟在毛泽东身后，记录讲话，处理文书。陈赓则在前线冲锋陷阵，打得热火朝天。 在井冈山，谭政常常见不到陈赓，但每次见到，陈赓总是风尘仆仆，脸上却挂着笑。他拍拍谭政的肩膀：“文书写得不错啊，好好跟毛委员学，别偷懒！”谭政总是笑而不语，但心里充满了敬意。他知道，陈赓身处前线，时刻面临生死，能见上一面已是幸运。 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红军陷入困境。在一次重要会议后，毛泽东召见了红1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苏以及政治部主任谭政，传达了关于部队缩编的决定。谭政没说什么，只是默默点头。他知道这是艰难的决定，但他也知道，这一切是为了革命的前途。 长征路上，谭政写下了一篇通讯《最后的一道封锁线》，记录了红军战士在恶劣环境中不屈不挠的斗志。这篇通讯发表在《红星》报上，鼓舞了无数士兵的士气。长征的路很长，陈赓和谭政的联系断断续续，但心里的牵挂却从未减少。 1936年，红军结束了长征，暂时得以喘息。谭政被调任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后又恢复红1师建制，继续担任政治部主任。随后，谭政进入红军大学学习。在那里，他写下了一篇《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意见》，详细总结了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 这篇文章获得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并加按语转发，成为指导红军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的重要理论依据。谭政的冷静与智慧，在这个时候显露无遗。相比之下，陈赓则奔波在战场，屡次立下战功。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谭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负责军队的政治工作。1938年，他和罗瑞卿、欧阳毅、张爱萍一起，赴武汉出席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全国军队政工会议。 会议上，谭政的发言铿锵有力，直指问题核心。他从不多说废话，总是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最深刻的道理。 战火纷飞的年代，陈赓和谭政各自在不同的战线上战斗着，却都有着同样的信念和目标。1955年，新中国建立不久，国家开始授予军衔。那一天，陈赓和谭政同时被授予大将军衔。 两人相遇在授衔的典礼上。陈赓笑着用力拥抱谭政：“我就知道，你也在这里！”谭政点点头，脸上露出少见的笑容。他们从少年时期的情谊，到战场上的生死相依，再到如今的新中国军队里肩负重任，走过了多少艰难与辉煌。 陈赓依旧是那个乐观的战士，谭政依旧是那个冷静的军师。不同的是，他们肩负起了更多的责任，成为了新中国的开国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