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本宪兵闯入北平一座老旧的宅院。屋内，刘文典面无表情地坐在一旁，目光如炬地盯着日军翻箱倒柜的行径。这一幕，将一个知识分子与侵略者的矛盾推向高潮。 那天的北平，阴云密布，刘文典在家中静静地读书。突然，几声粗暴的敲门声响起，打破了院落的宁静。门外，是日本宪兵的叫嚣声，他们毫不客气地闯进来，目光中充满了贪婪和蔑视。 他们没有客气地掀开书架，翻箱倒柜，搜刮一切看得上眼的东西。刘文典冷冷地看着这一切，愤怒充满了眼眶，但他知道自己不能轻举妄动。 这群宪兵来得并不突然。此前，日本方面曾多次派人来请刘文典出山，希望他能为日伪政府效力。那些游说者包括他曾经的旧识——周作人。每次，刘文典都没有给他们好脸色。刘文典心里明白，日本人想要的不仅是他的学识，更是他的屈服，这种屈辱他绝对无法接受。 日军的翻译官看到刘文典一言不发，怒不可遏，喊道：“你是日本留学生，太君问话，为何不答？”面对这样的咆哮，刘文典依旧沉默。 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向侵略者低头，不发夷声为耻。这场对峙让气氛变得异常紧张，宪兵见无法从他口中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只能恨恨地拿走一些物品，悻悻离去。 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彻底陷落。许多教授选择了离开，跟随清华、北大等校撤离南下，但刘文典却留下了。他的家中有老人，有孩子，南下并不容易。他不想让家人陷入流离失所的境地，只能滞留在这片已经沦陷的土地上。 日本人似乎对这位知名的学者很有兴趣。他们多次派人来劝说刘文典，甚至承诺给他高官厚禄，但刘文典的态度始终坚定：“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他说这话时，语气中没有丝毫犹豫。即便在这样的困境中，他依然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这让日本人恼怒，却又无可奈何。 1938年，刘文典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留在北平，这里已经不再是他可以继续做学问的地方。他必须离开，必须找到一个能够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 离开的过程充满了艰辛。一路上，他遇到了许多阻碍，甚至还差点被日军扣押。他没有携带太多行李，只有一些简单的衣物和几本书，但这些书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在颠簸的旅途中，他默默地想着：自己必须到达昆明，必须继续教书，必须继续为国家出力。 经过漫长的辗转，刘文典终于来到了昆明。在这里，他加入了西南联合大学，重新站上了讲台。面对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他心中的那股热情又被点燃了。他知道，这些学生是国家的希望，是未来的栋梁。 1943年，刘文典受到了云南大学的邀请，校长熊庆来亲自找到了他，诚恳地请他加入云南大学，担任“龙氏讲座”。刘文典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机会，是一个传承中华文化的舞台。 在云南大学的课堂上，刘文典的声音洪亮而坚定。他不仅讲授文学知识，还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学生们什么叫做民族气节，什么是在国家危难时刻一个人应该有的担当。他的课深受学生的喜爱，许多学生都是慕名而来，只为了听他讲那些铿锵有力的故事。 1949年末，昆明即将解放，胡适找到刘文典，希望他能去美国，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境签证。胡适认为，刘文典这样的学者，应该去一个更安全、更有发展空间的地方。美国，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刘文典拒绝了。他看着胡适，淡淡地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这句话里没有犹豫，也没有畏惧，有的只是坚定和对祖国的热爱。他知道，自己的地方在这里，自己的使命也在这里。他选择了留下，与祖国一同迎接未来的挑战。 全国解放后，刘文典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看到祖国的新生，感到无比欣慰。作为一名学者，他决心继续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在云南大学，他开设了许多课程，“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历代韵文选”等等。他希望通过这些课程，将中华文化的精髓传递给新一代的年轻人。他还开始撰写《杜甫年谱》，这是他多年来的夙愿，他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更多的人了解杜甫的精神和他的时代。 在课堂上，刘文典依旧保持着那份热情。他讲课时声音洪亮，眼神中充满了对学生的期望。他不仅教他们如何学习，更教他们如何做人，如何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如何在风雨中依旧保持那份不屈的信念。 1956年，刘文典被评为一级教授，这是对他多年来在教学和研究领域辛勤付出的最大认可。他并没有因此骄傲，而是更加兢兢业业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 此外，他还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继续为国家的教育和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相信，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