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国民党上将韩复榘被枪决，次日上午，郑洞国带着卫士乘车来到漯河与高艺珍相见，高艺珍说：“向方犯罪，郑将军来此，想必奉命查抄我家，喏，这是我的全部财产，卫士连也集合在院子里，武器在桌子上，郑将军，请验收吧。” 郑洞国刚下车，就听见院里有人低声说话，是几个卫兵在整理枪支，金属碰撞声在冷空气中格外清脆。他心里一沉，知道这场景比他预想的更让人难受。高艺珍站在堂屋门口，穿着素色旗袍，头发梳得很整齐，但眼圈红得明显，她没哭，却用一种平静到近乎克制的声音把话全说了出来。 韩复榘的案子，在当时的军政界震动很大。作为山东省主席，他在抗战初期擅自放弃济南，导致大片国土沦陷，这在蒋介石眼里是不可饶恕的“抗命”罪。可真到了执行枪决的那一刻，不少老部下都替他惋惜——毕竟他不是没打过仗，也不是没立过功，只是一步错，满盘输。郑洞国和韩复榘虽不是至交，但在西北军和中央军之间，多少有过交集，他更清楚，高艺珍这话里藏的不只是配合查抄的客气，还有对丈夫死后的体面维护。 他走进院子，看见二十多个卫士已经列成两排，枪械整整齐齐码在院当中的长桌上，有中正式步枪，也有驳壳枪，都是韩复榘多年攒下的家底。高艺珍跟着走到桌边，手指轻轻碰了碰一支枪托，又很快收回手，像是在确认什么，又像是在告别。郑洞国后来回忆，那一刻他突然觉得，这个女人比很多男人都硬气——丈夫犯了法，她没闹，没求，而是把所有能交的都交出来，连卫队都整整齐齐站好，好像在说，我们没散，也没乱。 查抄的过程很顺利，因为能抄的东西实在不多。韩复榘当省主席时，虽然手里有钱，但大部分都投在了部队装备和地方建设上，家里除了几箱旧衣服、几件首饰，就是书房的文房四宝。高艺珍指着书房说，那些书是向方生前常看的，有《孙子兵法》，也有《曾文正公家书》，她想留一套给孩子，郑洞国点头同意了。他心里明白，高艺珍要的不是宽大处理，是让丈夫的过往有个完整的交代，哪怕这交代里全是苦涩。 离开漯河的时候，郑洞国在车里坐了很久。他想起韩复榘被押到武汉时的样子，也是这样的冬天，他穿着旧棉袍，见了熟人就拱手，嘴里念叨“我对不起委员长，也对不起山东父老”。那时候很多人说他怂，可只有真正在战场和官场里摸爬过的人才知道，一个地方大员要在各方势力间周旋有多难。高艺珍的冷静，与其说是配合查抄，不如说是对丈夫最后的保护——她知道，只要自己不乱，韩复榘的名声就不会被彻底抹黑。 后来郑洞国在回忆录里写，那天在漯河，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战争和权力斗争里，最苦的从来不是台前的人，是台后被留下的家人。高艺珍带着孩子，守着空荡荡的家，还要面对外人的指指点点，可她连抱怨都没有。这种克制，比任何痛哭流涕都让人心里发酸。 韩复榘的死，成了抗战初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既震慑了那些想保存实力的地方军阀，也让更多人看清了国民政府的底线。但高艺珍在漯河的那个上午，用最平静的方式，给这段历史添了一笔温情的注脚——她没让查抄变成一场羞辱，而是让它成了一次有尊严的交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