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孙维世在狱中惨死七年之后，她的亲妹妹孙新世做出了一个令整个北京城为之震动的决定：49岁的她，从牢里接出了65岁的姐夫金山，并与他登记结婚。 孙新世第一次去看望金山的时候，金山盯着她看了很久，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他把孙新世当成了亡妻孙维世的魂魄，因为姐妹俩长得实在太像了。 就是这一瞬间的恍惚与动容，拨动了孙新世心里最柔软的那根弦，也为后来的缘分埋下了伏笔。 孙新世比姐姐孙维世小五岁，小时候因为家庭原因，被送到姨父家抚养，直到十三岁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与亲生家人的缘分，从一开始就带着遗憾。 1949年，孙新世独自一人从成都辗转赶到北京，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见亲生母亲任锐最后一面，可还是来晚了两个月，母亲已经病逝。 万幸的是，姐姐孙维世还在，分离多年的两姐妹终于得以团聚。姐姐对这个迟来相认的妹妹格外疼爱，直接把她送进外语学校读书，孙新世主修俄语，后来还获得了去苏联留学的机会，在列宁格勒大学专门攻读俄罗斯文学。 在苏联留学期间，孙新世遇到了丈夫李宗昌，两人相互扶持、携手同行，学成后一起回国。 孙新世进入北京大学任教，从事俄罗斯文学相关的教学工作，日子过得平静安稳，没有波澜。可这样的安稳并没有持续太久，动荡的年代打破了所有平静，她的人生开始接连遭遇重创。 哥哥孙泱不幸离世，紧接着姐姐孙维世也被带走调查，家里的顶梁柱接连倒下，孙新世的世界一下子就灰暗了。 孙维世被带走之前，特意和妹妹孙新世定下一个约定，每周三晚上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见面。 她还郑重地对孙新世说，如果自己死了，一定是被人害死的。可从那以后，孙新世再也没有在约定的地方等到姐姐，姐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杳无音信。 孙新世自己也没能完全躲过这场风波，幸亏进驻单位的军代表没有把她的材料上报，她才侥幸逃过一劫，保住了性命。 那段日子，孙新世整日以泪洗面，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哥哥走了，姐姐没了消息，后来丈夫李宗昌也不幸离世，只留下她一个人拉扯着孩子，还要兼顾照顾哥哥留下的三个孩子。 多重压力压在她身上，可她只能硬扛着，为了孩子们，也为了守住这仅存的一点亲情血脉。直到1975年4月，金山从监狱里出来，这份压抑的生活才多了一丝需要牵挂的羁绊。 金山回到北京后，第一件事就是疯了一样寻找孙维世，他满心期盼着能和妻子重逢，却在四处打听后得知了残酷的真相——孙维世已于1968年10月14日离世。 这个消息彻底击垮了他，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坐在孙维世的遗像前，放声大哭，宣泄着七年牢狱的苦楚和失去爱人的悲痛。当时，这个世界上和金山有亲缘羁绊的人，就只剩下孙新世一家了。 看着孤苦无依、身体孱弱的金山，孙新世于心不忍，带着孩子们搬过去和他住在一起，专门照顾他的起居。 金山因为常年坐牢，落下了一身病痛，身体状况很差，孙新世每天给她做饭、陪他说话，帮他处理生活里的各种琐事，悉心照料着他的身体和情绪。 孙新世的孩子们也很懂事，都管金山叫爷爷，一家人相处得十分和睦，冰冷的屋子渐渐有了烟火气。 日子一天天过去，金山的身体慢慢有了好转，但他心里始终不安，总担心孙新世会搬走，再次留下自己孤身一人。 思来想去，他给党组织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批准他和孙新世结婚。孙新世一开始是犹豫的，毕竟金山是姐姐的丈夫，两人结合必然会引来外界的流言蜚语，而且当时她已经49岁，经历了太多变故，本想安稳度日。最终，在孩子们的理解和支持下，她才下定决心，答应了金山的请求。 1976年，孙新世和金山正式登记结婚，这个消息在当时的北京城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有人说这是乱伦，有人觉得这是天大的笑话，各种议论纷纷扬扬，可只有孙新世和金山自己清楚，这段婚姻无关爱情，只是两个历经劫难、满身伤痕的人，在彼此身上找到了活下去的依靠和理由。 婚后的金山像是重新活了过来，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都明显好转，两人互相关心、互相体谅，日子过得平淡却安稳。 1978年，金山被任命为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重新回到了自己热爱的文艺领域。同年，他还执导了话剧《于无声处》，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再次站上了熟悉的舞台，重拾了当年的风采。 为了更好地陪伴和支持金山，孙新世离开了工作二十多年的北京大学，调入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陪着他出席各种活动、处理工作事务，成为了他最坚实的后盾。金山的养女孙小兰也很理解这份特殊的感情，经常来看望他们，一家人相处得十分融洽。 平静相守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六年的时光转瞬即逝。1982年7月7日凌晨，金山突发脑溢血，经全力抢救无效，于凌晨4点离世，享年71岁。 孙新世坐在病床边，静静地看着这个陪伴了自己六年的人缓缓闭上了眼睛，内心悲痛却也平静。 姐姐走了，姐夫也走了，这个曾经热闹的家庭，历经风雨洗礼，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她成了这场悲欢离合大戏里唯一的观众，也是最后的幸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