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修建秦城监狱的时候，对秦城村的土地进行了征购。村子里的村民们，大多是种植经济果树，征购土地的时候，对这些果树也进行了赔偿。一棵果树的赔偿价格基本上都是要几十元的，当时，村子里种植得最多的是柿子树，在商谈的时候，对这些柿子树是做了统一的一个赔偿价格：不管大小，每颗柿子树赔偿40元。 这地方是怎么被一眼相中的？这背后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选房记”。 那时候咱们刚建国没多久，原来的监狱都在城里，比如大名鼎鼎的功德林监狱。那地方以前是国民党的模范监狱，听着好听，实际就是个折磨人的笼子。里面的设计是个“八卦阵”，阴暗潮湿，连个正经厕所都没有，更别提放风的地儿了。罗瑞卿部长那时候就拍了板：新监狱不能建在城里，得往远了去，甚至去大同、内蒙古都行！ 这任务就落到了公安部几位干部的头上，其中有个叫姚伦的，带着俩人，开着吉普车，这就开始了漫漫寻址路。 一开始去的是周口店，转悠了一个多星期，全是平原，没遮没拦的，不合适。后来又去了西山，好不容易看中个地儿，山清水秀还有白皮松，结果报上去被北京军区给否了。人家说：这离我们要塞太近，保密不行。 没招儿，接着跑。又去了回龙观，那地方土质太差，全是沙土，盖不起高楼。这一跑就是大半年，最后才在昌平县的燕山脚下，发现了秦城这个宝地。这地儿多好呢？背靠大山，有人烟但不多，有水源，交通也还凑合。 罗瑞卿部长一看，行，就这儿了！ 地选好了，钱也赔到位了，接下来这戏肉可就更精彩了——谁来修？ 这事儿要是放在现在，肯定是找个建筑公司。但那时候不一样，这属于保密工程，代号“157项目”。更有意思的是，真正动手搬砖、和泥的劳动力，居然就是功德林里关着的那批国民党战犯。 当时为了保密，对外谁也不敢说是修监狱。战犯们干活的时候看着起高墙、架电网，心里直嘀咕。有人大着胆子问管教：“这到底是修啥呀？” 管教也是个机灵人，眼都不眨地忽悠道：“这儿是新建的体育学院！” 战犯们一听，体育学院？那墙上挂电网干啥？ 管教接着忽悠：“这是苏联老大哥传授的先进经验，高级体校都这样！” 在那个年代，苏联专家的话就是真理，谁也不敢多问。这批战犯就这么哼哧哼哧地干活，亲手一砖一瓦地把后来关押他们自己的笼子给盖了起来。直到1960年大伙儿才恍然大悟：合着那个所谓的“体育学院”，就是给我们自己准备的“新家”啊！ 不过话说回来，这“新家”的条件，比起功德林那可是好太多了。 秦城监狱的设计那是请了苏联专家把关的。四幢三层小楼，独立成院。每间监室足足有20平米，这面积比当时北京好多一家几口挤着的出租屋都宽敞。最绝的是，牢房里居然配了坐式马桶和洗衣机！ 1960年那会儿，战犯们坐着大巴车从功德林搬过来。沈醉临走前还回头看了一眼功德林，咬牙切齿地说：“永别了，这辈子我绝不再来！”等到了秦城一看，嚯，这心里头那个激动劲儿，估计跟咱们现在分到了新房差不多。 但秦城监狱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第一监狱”，绝不仅仅是因为它硬件好，更因为它关押的人，实在太特殊了。 从建成到现在，这儿大概关过三波人。 第一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些国民党的高级战犯。杜聿明、宋希濂、黄维这些手里握过几十万大军的将军们，都在这儿接受改造。到了1975年，连最顽固的黄维都特赦了，这波人算是彻底走出了历史舞台。 第二波比较特殊，是动乱年代被冤枉的老干部。这咱们就不细说了，那是时代的眼泪。 咱们重点聊聊这第三波，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十八大以来进去的那些人。 现在的秦城，已经成了高级别贪官的“最后归宿”。 坊间总有传言说秦城监狱伙食多好、待遇多高，甚至还有人说能吃海参鲍鱼。其实哪有那么玄乎？这儿现在直接归公安部监所管理局管，是唯一不归司法部管的监狱。这里的犯人按级别不同，待遇确实有差别，但本质上它还是个监狱，是剥夺自由的地方。 那些曾经在台上呼风唤雨的大老虎，像什么陈良宇、邱晓华，还有后来的大老虎，进了这扇门，也就是个代号。 当年那些战犯，是在战场上输了，那是真刀真枪的较量。现在的这些贪官呢？是在糖衣炮弹里输了，输给了自己的贪欲。当年的秦城村老百姓，拿着40块钱的果树补偿款，可能乐呵了好几年；而这些贪官动辄贪污几千万、几个亿，最后却把自己送进了这个本来是用每棵40块钱征来的地皮上盖的笼子里。 这多讽刺啊。 而且，秦城监狱这位置选得是真好。背靠燕山，前有清泉。据说当年姚伦选址的时候，看中的就是这儿环境利于犯人改造。大自然的清风明月确实是公平的，它不管是照在农民的柿子树上，还是照在监狱的高墙电网上，都是一样的光亮。 现在的秦城监狱，除了关人，还多了一项功能——反腐倡廉教育基地。每年都有不少机关单位组织干部去参观。那些看着高墙里面的人，心里肯定也是五味杂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