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问蒋介石，白公馆关着一个八岁大的小孩，应该如何处理，蒋介石看了他一眼：“斩草除根的道理你不懂吗？”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49年深秋的重庆，湿冷的雾气终日笼罩着山城。 远处传来的隐约炮声，让这座即将迎来巨变的城市弥漫着不安。 歌乐山下，一处名为戴公祠的偏僻宅院，在九月六日的夜晚异常寂静，只有秋虫在草丛里鸣叫。 几小时前，杨虎城将军还在从贵阳赴重庆的汽车上。 他五十六岁了，因“西安事变”被蒋介石囚禁已整整十二年。 身旁的特务周养浩一路安抚，说此行是蒋介石要安排他去台湾，或许还能任职。 杨虎城望着车窗外，沉默不语。 十二年与世隔绝的牢狱生活，让任何一点自由的希望都显得珍贵，哪怕这希望渺茫如风中之烛。 他二十岁的儿子杨拯中坐在一旁，这孩子在狱中长大，头发已过早花白，怀里紧紧抱着一个铁皮饼干盒——里面是他母亲谢葆真的骨灰。 他母亲几年前在狱中被折磨致死，这盒骨灰是父子俩在黑暗岁月里唯一的念想。 还有八岁的小女儿杨拯贵，她生在监狱，对高墙外的世界既害怕又好奇。 他们不知道，车正驶向一个精心布置的死亡陷阱。 在重庆的林园官邸，蒋介石已对特务头子毛人凤下达了最后指令。 当毛人凤小心翼翼地问及那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该如何处置时，蒋介石只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那眼神里的意味，让这个老牌特务也不寒而栗。 农历七月十四，传统“鬼节”前夜。 天将黑时，车停在了戴公祠前。 刽子手杨进兴等人早已埋伏在暗处。 他们客气地将杨虎城父子请进正房，说稍作休息。 杨拯中抱着母亲的骨灰盒，跟在父亲身后。 就在他们踏进房门的刹那，躲在门后的特务猛扑出来，匕首首先刺向了年轻的杨拯中。 这孩子只来得及喊出一声短促的“爸！”，便倒在了血泊里，铁皮盒“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杨虎城闻声急转身，看到的却是儿子倒下的身影和特务狰狞的面孔。 他尚未及反应，另一把匕首已狠狠刺进他的腰间。 一代抗日名将，未曾牺牲在保卫国家的沙场，却倒在了自己人阴暗的屠刀下。 紧接着，秘书宋绮云、徐林侠夫妇也被杀害。 屠杀并未停止。特务们的目光，投向了躲在父母身后、吓得发抖的两个孩子——八岁的杨拯贵和同样八岁的“小萝卜头”宋振中。 面对哭喊的幼童，冷血的杀手没有犹豫。 后来刽子手供述，是用刀直接捅刺的。 两个幼小的生命，就这样凋零在黎明将至的前夜。 为毁尸灭迹，特务们将遗体草草埋在房前花坛下，还泼上了强酸。 完成后，他们平静离去。 几天后，毛人凤向蒋介石汇报“任务”完成，蒋介石只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此时，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距重庆已不足百里。 杨虎城的悲剧，始于十三年前。 1936年，他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联共抗日，促成了全民族统一战线，功在民族。 然而，这也招致了蒋介石的刻骨忌恨。 抗战爆发后，他满腔热血回国请缨，却从此失去自由。 十二年间，从湖南到贵州，再到重庆，他饱受折磨，家破人亡。 生命的最后路上，他对那个承诺“自由”的政权或许有过一丝幻想，而这幻想换来的，却是最彻底的背叛与最残忍的结局。 与他形成对比的，是张学良的命运。 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怨恨或许更深，但因宋美龄力保、东北军旧部反应等复杂政治考量，张学良保住了性命，被长期软禁。 而没有任何“护身符”、且被蒋视为“桀骜不驯”的杨虎城，则成了蒋介石溃败大陆前，必须清除的“心头之患”与泄愤对象。 他对杨虎城一家斩尽杀绝的命令，将其统治末路的疯狂、狭隘与残暴，显露无遗。 重庆解放后不久，军民在戴公祠花坛下挖出烈士遗骸。 那个装着谢葆真女士骨灰的铁皮盒，仍静静地躺在杨拯中烈士身边。 1950年，杨虎城等烈士的灵柩被隆重迁葬西安烈士陵园。 如今，歌乐山下的旧址已成为教育基地，向世人诉说着那段岁月。 而“小萝卜头”的故事和他向往的“糖”与“自由”，仍让无数后来者动容。 历史在细微处显出其重量。 杨拯中怀中至死未放的骨灰盒，特务报告时对杀害幼童的轻描淡写，以及蒋介石听到“任务完成”后的冷漠。 这些细节拼凑出的，不仅是一桩政治谋杀，更是一个政权在道德上彻底破产的象征。 它证明，一个漠视基本人性、以恐怖维系的集团，其终局只能是众叛亲离，被扫进历史的尘埃。 杨虎城将军及其家人的血没有白流，它和千万烈士的鲜血一起，染红了新中国的黎明，也时刻提醒着人们： 自由、民主与尊严，从来不是谁的恩赐，而是需要一代代人用勇气、智慧乃至生命去争取与守护的珍宝。 主要信源：（新华网——这座纪念馆里，至今讲述着“小萝卜头”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