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12日，开国上将王震在广州逝世，引人注目的是，中央在评价王震将军的悼词中用了崇高的“一者三家”规格，这在众多开国将军里面，都是绝无仅有的。 “一者三家”这四个字，分量重得能压弯人的腰。按照官方对逝者的定论，“一者”指的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三家”则是“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 翻遍1955年授衔的开国将帅名单，能同时拿到这三个头衔的，除了王震，也就只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刘少奇、陈云几位核心领导人。连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这些战功赫赫的名将，都没摸到“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边儿——这不是随便给的帽子，是把一个人的信仰纯度、政治格局和历史贡献，扒开了揉碎了秤过的。 王震的起点，是个扛锄头的湖南伢子。1908年出生在浏阳北盛仓的一个佃农家庭，爹娘租种地主的五亩薄田，一年到头交完租子只剩三百斤稻谷，全家七口人得啃树皮熬野菜。 他小时候放过牛、砍过柴，十四岁就去长沙城里做学徒，在染坊里揉布团，在码头搬麻袋，手上磨出的茧子比老农民还厚。1927年大革命失败那年，十九岁的他在长沙街头听了一个地下党员的演讲，当场把染坊的围裙一脱，说“我要跟你们干革命”。这一干，就是一辈子。 他的“革命家”名号，是用脚底板踩出来的。1934年长征，他是红六军团的政委，带着部队当先锋，在贵州石阡的甘溪遭遇国民党二十四师围堵，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腿，他咬着牙把腿上的血擦在裤腿上，拄着枪爬了三公里山路，才追上大部队。 1941年，他带着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那地方是片荒山，连条能走的路都没有，战士们住的是土窑洞，吃的是煮野菜，可他偏要“变魔术”——他蹲在地里跟老农学种玉米，把南方的育秧法搬到陕北，还发明“间作套种”，让每亩地多产两担粮。到了1943年，南泥湾的粮食够全旅吃半年，还往延安送了两万石公粮，毛泽东握着他的手笑：“王胡子，你这是给边区立了大功。” “军事家”的本事，是他用胜仗拼出来的。1947年，他当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在青化砭战役里，他带着部队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土坡后，等国民党整编第三十一旅的卡车队钻进来，一声令下，轻重机枪一起开火，把敌人堵在沟里，活捉了旅长李纪云。 1948年宜川战役，他率部切断敌人的退路，让胡宗南的整编第二十九军插翅难飞，这一仗直接敲碎了国民党在西北的防线。解放新疆的时候，他带着十万大军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脚底板的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可他走在队伍最前面，说“我多走一步，战士们就少走一步险路”。 “政治家”的眼光，是他用民生熬出来的。1949年进疆，他没先坐办公室，而是骑着马跑遍了天山南北的牧场和戈壁。在喀什的巴扎上，他跟维吾尔族老人学喝砖茶，听他们讲国民党的税官怎么抢羊；在阿勒泰的金矿，他跟矿工一起挖矿石，问他们“每天能赚多少钱”；在伊犁的棉田，他跟妇女们一起摘棉花，说“你们的劳动该有回报”。 1952年，他当新疆分局书记，力排众议搞“土地改革”，把汉族地主的土地分给维吾尔族农民，还建了第一座现代化纺织厂，让农村姑娘能进工厂上班。1975年，他当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跑遍了全国二十多个省，在四川的农村蹲了三个月，写了《关于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意见》，提出“要让农民自己决定种什么，不能让干部瞎指挥”。 可就是这么个“把根扎在泥土里”的将军，晚年却总说“我做得不够”。1980年，他回湖南老家，看到当年一起放牛的伙伴还住在土坯房里，眼泪一下子掉下来，当场给当地干部写了信，要求“三年内解决老乡的住房问题”。 1990年，他病得下不了床，还让秘书把南泥湾的老战士请到北京，说“我怕等不到看南泥湾的新稻田了”。1992年，他最后一次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望着满山的绿油油的棉田，说“要是能再活十年，我还要帮老乡修水渠”。 他走的时候，广州的天气很暖，可病房里的温度却很低。他的儿子王军后来回忆，父亲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了最后一句话：“别忘本，要帮老百姓做事。”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也做了一辈子。 “一者三家”的规格，不是给活人看的，是给历史评的。它评的不是王震的军衔有多高，不是他的官职有多大，是他从佃农到将军的每一步，都踩着老百姓的脚印；是他从南泥湾到新疆的每一件事，都想着老百姓的日子；是他从革命到建设再到改革的每一次选择，都把“人民”二字刻在骨头上。这样的评价，比任何勋章都金贵，比任何头衔都长久。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