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从代理排长被调去喂猪，我赌了三个月气，不曾想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前程！ 一九七七年冬天的一天，营区内的大喇叭，正放着《打靶归来》，我却听的十分扎心。 连部办公室烧着热炉子，指导员穆同志正在找我谈话。他面前放着一份红头文件，标题是《关于1978年度战士提干人员名单的批复》。 指导员甩过来一根烟，“铁军啊！你知道自己输在哪儿了吗？” 我低着头，不敢正视他的眼睛。 指导员声音不大，但却像炸雷一般在我耳朵旁响起，“全团七个苗子，就你交了白卷。” “让你去养猪，是给你的最后一道考题。考你能不能弯下腰，能不能咽下委屈，能不能把组织的安排当考验，而不是当‘整人’。你自己想想你干了些啥？” 我一下子懂了，自己的这三个月的所作所为，简直是愚不可及的行为，亲手将自己的前途斩断了。 我输掉的何止是“四个兜”？更是信任、前途还有军人最该有的觉悟。 我叫雷铁军，1954年出生在淆山脚下。1972年冬天，我告别家人，来到了部队。 新兵训练的三个月，战术、射击、投弹，我样样都是拔尖的。 下连队时，我直接被分到了警通连警卫排。警卫排是团里的门面，更是首长眼皮底下的兵。 我是大门岗，腰板挺得笔直，加上个子高大，团部首长每次进出时，都会瞥我一眼，眼神里有认可，让我一度有些飘飘然。 1975年，我入了党，还被提为了班长，随即开始带新兵，1976年，我已经成了代理排长。 当时我觉得提干是早晚的事，那身“四个兜”，三接头皮鞋，已经有一半穿在我身上了。 但变故来得毫无征兆。 1977年入秋，早操刚结束，连长当着全连的面宣布：“免去雷铁军警卫排副排长职务，调炊事班任副班长，负责农副业生产。” 周围鸦雀无声，然后就有窃窃私语，我整个人都是懵的。 开完早会，我就冲进了连部，仗着和连长指导员关系比较近，我问的也比较直接，“连长，我犯了什么错误了？怎么将我发配到炊事班去了。” 连长没有说话，旁边的指导员接话道：“铁军同志，这是命令，你可要好好干，过了这道‘劳动关’和‘思想关’。” 我当时情绪太上头了，没听到指导员的话外音，只是自己满腹怨气。 军令不可违，我抱着铺盖卷，垂头丧气去了炊事班。会上说的是负责农副业生产，其实就是养猪，当“猪倌”。 猪圈的酸臭味扑面而来，几头黑猪在泥里打滚。看着它们，我心里的落差更加大。 这时候，一个江西老兵凑过来，压低声音说：“雷排长，你这是让人给‘做’了啊。你太冒尖，挡人路了。这喂猪的活，干好了没人夸，干不好全是锅，明摆着要废了你啊！” 这话像小火苗，彻底点燃了我心里的愤懑，也让我“恍然大悟”，我开始了“消极抵抗”。 猪也不好好喂了，猪圈脏乱，我也懒得清理，菜地干了，我也懒得去浇水。 我在用这种幼稚的方式，向外面宣告我的“不屈”。 三个月后，司务长拿着本子，脸都黑了：“雷铁军，怎么回事？这头猪之前有一百五十斤，怎么就剩下一百三十八斤了？” 我狡辩道：“那谁知道啊？每天都是这样按部就班的喂，食量也没减少，也没得病，总不至于我割了肉煮来吃了吧？” 司务长被我顶跑了，过了一会儿，连长被叫来，脸黑的像锅底，他指着我的鼻子，“雷铁军！你……你这是自毁前程！” 过了几天，我就被调回了警卫排，虽然没了代理排长的职务，但还是班长，我觉得自己的“抗争”起了作用了，总算脱离苦海了。 直到那个下午，指导员把我叫去，说出了开头那番话。1978年2月份，我退伍回到了老家。 公社照顾我是党员，在部队当过班长、代理排长，便安排我进了砖厂，工资十八块一个月。 父亲说：“不少了，在生产队干一年，还不一定能分到这么多钱呢？进去了好好干。” 可我握着那几张皱巴巴的毛票，心里却想的是：“自己本该在部队好好发展的，现如今，却数起了砖头。” 在砖厂，我变了个人。最脏最累的活，我抢着干，还捡起了自打初中毕业后就再没碰过的课本。我得把丢掉的自己，一块一块捡回来。 付出没有白费，我从一线脱离，被调到了厂办公室，坐上了办公室。 1981年，县里组织了考试，我成功考过，被分到了公社党委。 此后的路，并非一帆风顺，我也遇到了不少排挤、误解，坐冷板凳也是常事。 每当我心里那股邪火又要冒头时，我就想起了在部队的功亏一篑。在心里默念：雷铁军啊，雷铁军，别忘了你是怎么摔的！沉住气，弯下腰，把交到你手里的活干好，静待时机。 就这样，凭借这份定力，我熬过了许多波折，最后在副乡长任上退休。虽然不算什么大成就，但凭借着为乡里通水泥路、通电、盖学校，这些踏踏实实的事，我也觉得自己没有白干。 想想过去，我不再是只有悔恨了。年轻时摔跟头很正常，好在我看清楚了自己到底几斤几两。 考验来的时候，别管公不公平，只看你接不接得住。接住了，粪土也能变沃土；接不住，前程也会被自己斩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