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愿进剿捻军 清廷：将你弟弟提拔为巡抚行吧 同治四年春，山东曹州传来噩耗，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所部全军覆没，其本人战死沙场，头颅被捻军割去示众。消息震动朝野，两宫太后辍朝三日，满朝文武无不为之惶恐。僧格林沁一死，北方再无足以抗衡捻军的清军主力，这个烂摊子最终还是落到了曾国藩头上。彼时曾国藩刚平定太平天国，正着力裁撤湘军、收敛锋芒，接到命其星夜北上督剿的上谕时，内心满是抵触。 曾国藩的抗拒绝非无端推诿。湘军经多年征战早已元气大伤，主力部队裁撤过半，名将星散，剩余兵力不足八千，且多驻守江南各地，抽调不易。更关键的是，湘军擅长阵地战与围城攻坚，面对捻军飘忽不定的马队战术，根本无从施展。长江水师无法北上黄河驰援，湘军又无成建制骑兵，硬要北上无异于以短击长。加之捻军活动范围横跨鄂、豫、鲁、皖、苏五省，需协调五省督抚协同作战，权责交错间极易滋生矛盾，这让深谙官场规则的曾国藩顾虑重重。 更让他忌惮的是功高震主的隐患。湘军平定天京后，他已然成为汉臣中声望最高者，清廷对其早有防备。主动裁撤湘军就是为了打消朝廷猜忌，如今再接手剿捻重任，手握兵权久驻北方，难免落人口实。何况芥航法师“鼎盛已过，宜于静处安身”的劝诫言犹在耳，五十有五的他精力日渐衰退，不愿再置身于无休止的征战之中。他随即上奏朝廷，以精力不支、湘军残破为由恳请另择知兵大员，自己愿以闲散身份效力行间。 清廷早已料定曾国藩会推辞，并未准其奏请，反而顺势给他加码，授予其节制直、鲁、豫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的大权。这份看似厚重的信任，实则是逼他无从退路。曾国藩仍不愿就范，一面再次上疏推辞节制三省之命，一面暗中调派淮军北上稳住局势，试图以拖延换取转机。他深知清廷依赖湘淮军力，不会对他过于强硬，却没料到朝廷会拿出针对性筹码。 清廷的目光精准锁定在曾国荃身上。作为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是湘军悍将，围攻天京时立下首功，却因功高遭忌，平定太平天国后仅得一等子爵，官职始终悬而未决。同治二年他曾奉旨补授浙江巡抚，却因需留前线指挥而未能到任，官职与差使分离，心中本就颇有不满，甚至曾想改授武职表达抗议，后经曾国藩规劝才作罢。清廷正是看中这一点，决意以曾国荃的仕途作为牵制曾国藩的棋子。 同治四年夏，清廷下旨任命曾国荃为湖北巡抚，且不再是虚衔，允许其即刻赴任执掌实权。这道谕旨直击曾国藩软肋，他最看重家族荣辱，弟弟多年征战有功却仕途坎坷，如今清廷主动递来橄榄枝，明着是恩宠，实则是暗示若他拒不北上，曾国荃的职位恐难保全。更重要的是，曾国荃性情刚直，若得不到朝廷认可，难免心生怨怼，甚至做出出格之事，届时只会给家族招来祸端。 权衡利弊之下，曾国藩只得打消推辞之念，着手筹备北上事宜。他深知清廷此举既是拉拢也是制衡，用一个巡抚职位就将他与清廷的利益再次捆绑，让他不得不为家族和湘系前途全力以赴。他一面奏请朝廷调甘凉道李鹤章办理行营营务，借李鸿章之弟牵制淮军，一面命鲍超扩编霆军至八千人，又调张树声、周盛波等淮军将领归自己节制，拼凑起一支混合部队。 北上之后，曾国藩的剿捻之路并不顺利。淮军虽战力强悍，却只听李鸿章调遣，他根本无法彻底掌控。刘铭传请假归乡先斩后奏，诸将遇事多直接禀报李鸿章，令他处境尴尬。他制定的河防战术虽有成效，却因地方督抚配合不力屡屡失效，捻军数次突破防线，清廷对其愈发不满。曾国荃在湖北任上也并不顺遂，与湖广总督官文矛盾重重，虽有兄长暗中调和，仍步履维艰，这让曾国藩愈发明白清廷的深层用意——既用湘系之力，又要让湘系内部及与其他派系相互牵制。 同治五年冬，清廷见剿捻战事毫无起色，下旨命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任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这场持续一年多的博弈终告落幕，曾国藩虽未完成剿捻重任，却也借战事保全了湘系实力，曾国荃的巡抚之位也得以稳固。清廷以一个巡抚职位撬动曾国藩出山，既解了捻军之危，又进一步制衡了湘系势力，而曾国藩的妥协则是为家族和派系利益做出的务实选择。 这场看似简单的官职任命，实则是晚清权力格局的缩影。清廷与湘系相互依赖又彼此猜忌，曾国藩在进退之间的权衡，既藏着对功高震主的畏惧，也有着对家族荣辱的考量。清廷的驭人之术与曾国藩的处世智慧交织，最终促成了这次权力交换，也为后续湘淮势力的消长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