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1岁戴笠借口加班，把秘书余淑衡，带到了卧房。戴笠递给她一杯咖啡：“提提神！” 1938年的重庆闷热又阴沉，军统局大楼整夜亮着灯。日本飞机三天两头轰炸，情报人员连轴转，戴笠身边的秘书们熬得眼睛通红。 余淑衡坐在打字机前，手指发抖，新烫的卷发都软了。她本是苏州丝绸商家的千金，家里佣人成群，本该在绣楼里描花样，却因为参加抗日游行，被戴笠一眼看中，招进军统局做秘书。白皙的皮肤、明亮的眼睛，再加上名校学历，很快成了局里最惹眼的那一个。 挑秘书那天开始，戴笠的目光就没从她身上挪开。他派人探清她的底细，知道她是家中顶梁柱，还有一个已订婚的未婚夫，对这一切反而更上心。她工作细致、极有边界感，从不逾矩，这份自持在他眼里既是挑战，也是猎物。 那天深夜，他特意换上新中山装，端着一杯咖啡走到她桌前，语气难得温和：“小余，喝杯咖啡提提神，我亲自煮的。”余淑衡捧着杯子，只闻到一股混着咖啡香的异味，还未来得及细想，眼前便开始打转，整个人栽进他怀里。 再醒来时，她躺在戴笠的床上，衣服挂在一旁，灯还亮着，人却不在。想到那杯咖啡，她很快明白发生了什么。第二天，她强迫自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照常上班，却清楚地感觉到同事们在背后窃窃私语。 办公室桌上，忽然多了一束红玫瑰。戴笠端着新煮的咖啡走进来，笑意温柔：“喜欢吗？特意给你准备的。”她鼓起勇气说自己已经订婚，他却轻描淡写地回一句“我老家也有老婆”，顺手就把她退路全部封死。 不久，南京传来消息：未婚夫家的钱庄被查封，父母入狱，紧跟着是一封决绝的分手信。余淑衡很清楚，这背后是谁的手笔。她在军统局越待越久，见得越多，也越明白这位“老板”的冷酷：想要的人和事，就一定要握在手心里。 她没有当场翻脸，因为她知道，硬碰硬只会让自己和家人一起被碾碎。于是，她开始学着顺势而为。白天照常工作，晚上陪同出席宴会，笑意恰到好处。 戴笠送来的金银首饰塞满木箱，父母被专机接到重庆，住进洋楼，面前是源源不断的聘礼和“好女婿”。在别人看来，她是戴笠新近宠爱的女人，在她心里，这不过是更加牢固的枷锁。 与其被囚死，不如自己找一条出口。余淑衡一边配合，一边悄悄记下戴笠的秘密：瑞士银行的账户、对外转移的文物、暗中勾连的往来，都写进小本子。等戴笠对她完全放下戒心，她开始提出“想出国留学”的愿望，说可以替他打理海外事务。 起初戴笠不愿放人，架不住她软硬兼施，想到自己在外终究需要可靠之人，便终于答应，亲自安排船票和护送人员。码头上，汽笛长鸣，他在拥挤人群中抱着她迟迟不肯松手，她一边含泪回望，一边登上邮轮，像极了一场真情告别。 出海后的头几个月，电报还来来回回，她报行程，他回指示，仿佛这段关系只是拉长了距离。直到有一天，电报突然断了。 随行警卫在港口丢了人，只打听到她从中途转道去了别的地方。有人说她在海外找到了新的爱人，有人说她嫁给了华侨，当起了太太。 军统内部的传闻更刺耳：有人声称，她走时带走了记录戴笠黑钱和文物去向的账本。消息传回重庆后，戴笠彻夜在档案室烧毁成箱的文件，担心有一天有人顺着那条线找上门来。 余淑衡的名字，从此成了情报系统里的禁忌。有人说她是“翻身的情妇”，有人说她是“以命相搏的小女人”，可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掩不住一个事实：在那样一个权力可以随意碾碎人的年代，她用看似柔软的顺从，换来了唯一的生路。 多年后，戴笠死于坠机，关于他的种种秘闻被密封在档案里，那些被他伤害过的女人，大多连名字都无人知晓。只有余淑衡这三个字，时不时被人提起。 那束曾经压在她桌上的玫瑰早就枯萎，咖啡杯也不知去向，真正留下来的，是一段夹杂着强权、欲望和自救的隐秘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