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16日，29岁的中国女留学生李某，在英国达勒姆刑事法庭被判6年监禁，罪名是“妨碍司法公正”。更通俗讲，她是诬告强奸。强奸罪不能游离于法治的“无罪推定”原则之外。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性暴力，也必须毫不含糊地捍卫“无罪推定”。这两者从不对立。然而近年来，一种危险叙事正在滋长：为保护性侵受害者，可适度降低证据标准、放宽程序要求。这种“善良的例外”，实则是对法治根基的腐蚀。英国法官在李某案中强调：“虚假指控会削弱真实性侵受害者的报案勇气。”这正是问题的核心。诬告泛滥最终伤害的，正是那些真正的受害者。当公众对强奸指控的信任被一次次消费，当司法资源被恶意报案挤占，真实受害者的正义之路必将更加艰险。中国的法律框架中，诬告陷害罪需达到“情节严重”（如导致刑事立案、侦查）才可重判，实践中往往量刑轻于英国本案的6年。而证据采纳上，中国更强调来源合法性，类似英国案件中“私录但真实”的录音，在中国法庭可能因侵犯隐私被排除。这种差异，折射出不同法系对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权衡，却也共同指向一个命题：如何既保护受害者，又不让无辜者坠入深渊？李某案中，一个细节令人唏嘘：她诬告后曾逃回中国，以为可一走了之，不料2025年返英时在曼彻斯特机场即被逮捕。这不仅彰显跨国司法协作的效率，更暴露部分国人对他国法律的无知与漠视。试图套用“国内套路”（如利用性别叙事施压、低估证据规则），在程序严格的普通法系面前不堪一击。而英国采用的“积极同意”原则（沉默即拒绝）与中国更依赖客观暴力痕迹的认定标准，亦形成微妙对比。前者侧重语言与行为层面的自愿表达，后者则更重物理证据。但无论哪种标准，真相的核心从未改变：司法需要的是事实，而非叙事；是证据，而非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