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断文化断根的黑手，不能只靠愤怒 面对那些以“艺术”为名、行文化解构之实的人—

斩断文化断根的黑手，不能只靠愤怒 面对那些以“艺术”为名、行文化解构之实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收受境外资金，是否打着“艺术无国界”的幌子，是否刻意丑化民族英雄与祖先形象——最令人痛心的不是他们的存在，而是我们明明看得清，却总觉得“管不了”。更可悲的是，社会舆论常被引导至“审美之争”的泥潭，把一场关乎文明存续的斗争，简化成“你看不懂现代艺术”的傲慢训斥。这种话语陷阱，恰恰是敌人最希望看到的：让你在自我怀疑中沉默，在“多元包容”的名义下缴械。 但事实是：国家不是管不了，而是过去太把这类行为当作“个人创作自由”，而非系统性文化侵蚀。当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地专挑老子、孔子、秋瑾、岳飞、谭嗣同等民族精神图腾下手，且手法高度一致——剥离庄严、注入怪诞、放大扭曲、消解崇高——这就不再是偶然的艺术探索，而是一种有方向、有逻辑、有外部呼应的文化清除工程。它不靠枪炮，却比枪炮更致命；它不流血，却让一个民族在精神上自我矮化、自我羞辱。 要从根本上治理，必须彻底跳出“这是艺术自由”的思维牢笼。自由从来不是无边界的。言论自由不能用来煽动仇恨，艺术自由同样不能用来瓦解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的基本认同。当一件作品在公共空间传播，其影响已远超创作者个人表达，而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此时，它就必须接受公共伦理的审视。 首要一步，是重构法律与制度的识别与响应能力。现行《英雄烈士保护法》虽已明确禁止歪曲、丑化英烈形象，但其适用多限于文字、影视等显性侮辱，对雕塑、装置等“抽象”艺术形式缺乏有效界定。应推动司法解释细化：凡以公共展示为目的、涉及国家级英烈或公认民族象征人物（如老子、孔子、屈原、文天祥、林则徐、秋瑾等）的视觉艺术作品，若其形象严重偏离历史共识、引发公众普遍不适、且无合理历史依据支撑，即可视为“变相丑化”，纳入法律规制范畴。同时，建立“公共历史人物艺术表达”的前置伦理评估机制——凡由政府资助、进入公共文化空间（广场、公园、纪念馆、地铁站等）或申请国家级展览的作品，须经由历史学者、文化人类学家、艺术家代表及公众听证组成的多元委员会审议。这不是审查，而是责任；不是压制创新，而是防止以“实验”之名，行“冒犯”之实。 其次，必须切断隐性资助与话语操控链条。许多所谓“独立先锋艺术家”，表面清高，实则长期依赖境外基金会、国际画廊、双年展体系的资金与声誉支持。这些机构常以“支持言论自由”“推动文化多元”为名，实则精心筛选符合其意识形态偏好的创作者——越是解构本国传统、越是否定民族英雄、越是呈现“自我批判”姿态的，越受青睐。这并非阴谋论，而是公开的操作逻辑。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福特基金会、亚洲文化协会等组织，数十年来在全球推行“文化代理人”策略，其年报与项目清单清晰可见。我国应强化《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执行力度，要求所有接受境外资助的文化艺术项目强制公开资金来源、合作方背景及内容导向评估。对刻意贬损中华文明核心符号、配合外部叙事抹黑本国历史的行为，依法纳入《反外国制裁法》《国家安全法》的审视范畴。文化战线，从来就是国家安全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必须夺回审美话语权，重建人民的美学主体性。长期以来，我们把“什么是好艺术”的解释权拱手让给少数学院精英和国际策展人。他们用一套晦涩术语构建话语壁垒：“解构”“去中心”“反崇高”“身体政治”……普通民众一旦质疑，就被贴上“审美落后”“不懂当代”的标签。这种文化霸权，必须打破。国家应大力扶持扎根生活、尊重历史、兼具创新与敬意的创作者。吴为山的《孔子》温厚如大地，曾成钢的《大禹》雄浑如江河，冯远的《屈原》悲怆如楚歌——他们的作品证明：庄严可以很现代，传统可以很震撼，敬意可以很先锋。要让这样的作品大量进入公共空间，让人民在日常行走中感受文化的温度，而不是在美术馆里被“看不懂”的怪物吓退。真正的文化自信，不在冷气森森的展厅，而在街头巷尾的共鸣里。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教育必须重拾“敬”字。今天的年轻人之所以容易被“一切皆可解构”的虚无主义迷惑，是因为从小缺乏对历史人物的情感连接。如果孩子能在绍兴秋瑾故居看到她佩剑而立的英姿，在曲阜孔庙触摸千年礼乐的余温，在重庆红岩村读到烈士绝笔中的赤诚，他们自然会形成一种本能的情感屏障——拒绝那些将英雄扭曲成小丑的“创作”。文化认同，始于敬畏；民族自信，源于看见。学校不应只教“批判性思维”，更要教“敬重性理解”——知道有些名字，不该被随意涂抹；有些牺牲，值得被永远铭记。 说到底，对付文化断根者，不能只靠网络骂战，也不能只靠事后删帖。要立法立规，要查源断流，要扶正祛邪，更要让亿万普通人重新爱上自己的祖先、自己的英雄、自己的故事。唯有如此，那些躲在“艺术”背后的黑手，才会真正无处藏身；我们的孩子，才不会在自己的土地上，感到精神上的无家可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