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菲律宾人对杜特尔特最大的抱怨是，杜特尔特对华这么友好，中国都迟迟不肯开放让菲律宾家政人员进入大陆的劳动市场。 菲律宾家政人员，也就是广为人知的菲佣，堪称全球家政行业的“金字招牌”。 在菲律宾，不少菲佣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她们必须完成长达216小时的专业培训，培训内容广泛，涵盖婴儿护理、跨文化沟通，甚至包括急救技能等。 凭借着专业素养和优质服务，菲佣在国际市场上备受青睐，在香港，一位资深菲佣的月薪大约能达到1.2万港币，在新加坡，也能拿到2000新元以上。 即便如此，她们依旧对进入中国内地市场满怀期待。 近年来，中国内地高端家政需求呈爆发式增长。 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富裕家庭，对家政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愿意为懂英语、会做中西餐、能辅导孩子作业的菲佣支付高达2万元人民币的月薪，这一薪资水平是东南亚市场的两倍。 菲律宾政府更是将菲佣视为“经济英雄”，海外劳工的汇款在菲律宾GDP中占据着重要比例，2025年，菲佣群体带回的外汇高达380亿美元。 杜特尔特执政期间，中菲合作在基建、农业等多个领域全面开花，菲律宾的香蕉、菠萝等农产品对华出口量大幅增加。 然而，菲佣入华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这也成为部分民众对政府产生不满情绪的导火索。 实际上，中国并非拒绝菲佣进入，而是设置了多重“安全阀”来保障市场秩序和本土就业。 根据《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外籍人员若要在中国从事家政服务，必须满足两个核心条件：一是持有工作类居留许可，二是服务的对象仅限于外籍高层次人才或港澳台人才家庭。 北京、上海等城市虽曾试点允许外籍家政人员进入，但严格限定为“一户一佣、居留许可随雇主”，并且仅面向永久居留权持有者或高端人才。 2019年，中国外交部更是明确辟谣：“除英语教师项目外，中菲未就其他劳务合作达成安排。” 中国设置这些政策，背后有着对本土就业市场的保护考量，目前，全国家政从业人员数量超过3000万，其中低技能劳动者占比高达60%。 如果开放菲佣市场，可能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一线城市的家政薪资可能会下降20% - 30%，农村转移劳动力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正在积极推动家政行业的规范化发展，广东的“南粤家政”工程已经培训了227万人，要求家政人员持证上岗、技能分级。 若突然引入菲佣，很可能会冲击这一正在进行的转型进程。 尽管政策严格，但中国内地非法菲佣的数量仍达十余万，她们为了进入中国市场，想尽各种办法，有的通过旅游签证、商务签证入境，有的则冒用教师身份留居。 一旦签证过期，她们就成为了“黑工”，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上海曾破获一起典型案件：一位菲佣以“家庭教师”的名义入境，实际上却从事全职家政工作。 被查获后，她面临遣返的命运，而雇主也因非法聘用被罚款5万元，并承担了菲佣的遣返费用。 这种灰色生存状态暴露出了双重风险，对于菲佣来说，由于缺乏社保和劳动合同的保护，一旦遭遇欠薪或虐待等情况，维权变得异常困难。 而对于中国来说，非法劳务可能会滋生人口贩卖、签证欺诈等一系列犯罪问题。 2024年，中国警方在广东查获了一个中介团伙，该团伙以“高薪家政”为诱饵，骗取菲律宾女性来华后扣押她们的护照，强迫她们在地下市场工作。 菲佣入华并非是一道无解的难题，海南自贸港曾试点“外籍家政服务人员分类管理”，允许持特定签证的菲佣服务于自贸区企业高管家庭，并且要求中介机构缴纳保证金、购买商业保险。 这一模式既满足了高端市场的需求，又通过资质审核、定期检查等机制保障了双方的权益。 未来，中菲可以探索“三步走”策略，第一步，在自贸区或国际社区开展小范围试点，明确菲佣的薪资标准、培训要求以及纠纷解决机制。 第二步，建立跨境家政服务认证体系，要求菲佣完成中国认可的技能培训。 第三步，逐步扩大开放范围，但在此过程中要优先保障国内低技能劳动者的转岗培训，避免对就业市场造成冲击。 菲佣入华之争，本质上是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力流动与本土保护之间的矛盾体现，中国需要在“开放”与“稳就业”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既不能因为保护主义而错失提升家政行业水平的机会，也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本土劳动者的权益，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高端家政需求将持续增长。 而菲律宾若能通过产业升级减少对劳务输出的依赖，双方或许能够在更平等的框架下开展合作。 杜特尔特的友好政策为中菲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菲佣入华这道难题，还需要两国用更精细的政策、更务实的态度来共同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