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9月,60岁的孟小冬告别香港十年独居岁月,应义姐姚玉兰之邀迁居台湾,自此在台北东门町开启了人生最后十年的隐居生活。 孟小冬是京剧史上著名的“冬皇”,余派老生的代表人物,当年在上海滩与梅兰芳的一段姻缘曾是梨园佳话,也让她的人生多了几分传奇色彩。 离开香港时,她只带了几只旧皮箱,里面装着戏服、唱片和几本泛黄的戏本。姚玉兰亲自到基隆港接她,两人见面时抱头痛哭——自1949年内战结束,她们一别就是十八年,一个在香港守着空宅,一个在台湾带着孩子,各自尝尽了离乱之苦。 到台北后,孟小冬住在东门町的一栋日式小楼里,房子是姚玉兰帮她找的,带个小院子,种着几株桂花。她把戏服挂在衣柜最里面,只在每年冬至那天拿出来晒一晒;唱片锁在樟木箱里,偶尔放一段《空城计》,听听自己年轻时的唱腔。 她很少出门,日常就是看书、写字、教几个学生吊嗓子。学生里有个叫王珮瑜的女孩,后来成了余派传人,她说孟老师教戏极严,一个字一个腔地抠,但私下里会给学生煮红枣桂圆汤,说“嗓子是唱戏的本钱,得养着”。 姚玉兰常带着杜聿明、宋美龄等人来串门。有次宋美龄问她:“冬皇怎么不出来唱一场?”孟小冬笑着摇头:“老了,唱不动了,怕糟蹋了余派的牌子。”其实她不是唱不动,是不愿。她常说:“戏台上的‘冬皇’是给观众看的,生活中的孟小冬,只想守着自己的清净。”她的生活极有规律,早上六点起床打太极,七点吃早餐(一碗小米粥配酱菜),上午教学生,下午练书法,晚上七点准时听新闻,九点睡觉。邻居们都说,从没见过她大声说话,连走路都轻手轻脚的,像个影子。 这十年里,她只公开露过一次面——1978年为恩师余叔岩扫墓。那天她穿了件藏青色旗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在墓前唱了一段《搜孤救孤》。围观的人说,她的嗓音虽不如从前清亮,但韵味还在,唱到“白虎大堂奉了命”时,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墓碑上。扫完墓,她谢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直接回了家,连姚玉兰留她吃饭都没答应。 孟小冬在台湾的日子,表面上是隐居,其实心里从未真正平静。她常对着镜子摸自己的脸,想起在上海大世界的舞台上,台下掌声雷动的场景;想起和梅兰芳在书房里一起读剧本的日子,他给她画眉毛,她给他点烟;想起1949年离开大陆时,码头上送行的人哭成一片,她站在甲板上,直到看不见陆地才转身。这些回忆像老唱片里的旋律,时不时在她耳边响起,让她在深夜辗转难眠。 1977年,孟小冬因肺气肿住进医院。临终前,她把姚玉兰叫到床边,从枕头下摸出一本相册,里面全是她年轻时的戏装照和和梅兰芳的合影。 她拉着姚玉兰的手说:“这些照片,等我走了,你帮我烧了吧。”姚玉兰哭着点头,可等她真的要走,孟小冬又喊住她:“等等,把那张《游龙戏凤》的剧照留下,给我学生吧。”那是她和梅兰芳合作的最后一出戏,照片里她扮的李凤姐,笑得眉眼弯弯。 孟小冬去世时,台湾的报纸发了半个版的新闻,标题是“冬皇陨落”。学生们在她灵前唱了一整夜的《碰碑》,姚玉兰把那本相册烧在墓前,火光映着墓碑上的字——“余派传人孟小冬之墓”。她的最后十年,像一杯温吞的茶,没有波澜,却藏着所有的甘苦。她用隐居的方式,守住了自己对艺术的敬畏,也守住了那段无法言说的人生。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