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强教授，再次语出惊人！据媒体1月21日报道：他曾表示：“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大国，人工智能要是把劳动力废了，社会可能会混乱。人工智能到底会不会取代人类的劳动力？”振聋发聩！郑强教授这话是真敢说，也真说到了根子上，看似抛出个简单问题，实则戳中了咱们这个人口大国的命门，比那些一味吹捧AI万能的论调清醒多了。 2025年，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8.5亿，相当于美日欧劳动人口总和，当AI开始以每年取代百万岗位的速度推进，这种量级的“替代”远不是“产业升级”四个字，能轻飘飘化解的。 先看最直白的账：2023年以来，美国12%的岗位消失对应约1900万个职位，但中国同样比例就是1亿个岗位——这相当于整个日本的就业人口。 更关键的是，美国被替代的多是信息业、金融业的白领岗位，而中国首当其冲的是制造业流水线、客服、外卖配送这些吸纳就业的主力军。 2025年制造业仍占中国就业的27%，3亿农民工里60%从事的还是重复性劳动，当AI焊接机器人取代焊工、智能分拣系统替代仓库工人，这些缺乏技术储备的劳动者往哪儿转？ 有人说AI会创造新岗位，这话没错。2025年人工智能人才缺口500万，算法工程师、智能代理操作员等新职业确实在增长。 但数据背后藏着残酷的错位：贵州某职业技术学院的调研显示，85%的应届毕业生根本听不懂“大模型微调”“prompt工程”这些岗位要求，而能转型的多是原本就掌握计算机基础的大学生。 那些在流水线干了二十年的45岁工人，怎么跟22岁的应届生抢AI训练师的岗位？这不是简单的“技能升级”，而是横跨整个职业生涯的断层。 更现实的是，中国的就业结构容不得“创造性破坏”的阵痛。2025年城镇常住人口9.5亿，其中3亿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的就业选择高度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 就像郑州某富士康工厂，一条引入AI的生产线节省200个岗位，这些工人要么回农村种地，要么挤入已经饱和的外卖、快递行业。 2024年外卖骑手数量突破7000万，AI替代的制造业工人正加速涌入这些“最后蓄水池”，导致每单配送费从6元降到3.5元，这种内卷恰恰是郑强教授担心的“混乱”前兆。 再看教育端的准备。2025年16—59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1.3年，看似接近发达国家，但专业结构严重失衡。 某985高校计算机系教授坦言，他们培养的AI人才90%流向北上广深的互联网大厂，而中西部制造业急需的“AI+焊接”“AI+采矿”复合型人才，全国每年仅培养不足2万人。 郑强教授在太原理工开设的矿山5G专业，毕业生起薪1.2万仍招不满，这种“人才错配”比单纯的替代更可怕——不是AI不需要人，而是现有的教育体系接不住转型的需求。 政策层面的应对也有滞后性。2026年《人工智能+行动意见》提出终身技能培训，但落地到县域层面阻力重重。 四川某县人社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县AI技能培训实际参与率不到15%，40岁以上农民工普遍反映“学不会、用不上”。 更现实的是，企业追求短期效益，更愿意直接裁员买机器人，而非投资员工转型。 东莞某电子厂老板算过账：一台AI质检设备3年成本120万，相当于4个质检员的工资，“培训工人？等他们学会，设备都换代了”。 这里的核心矛盾，在于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容不得“试错”。美国可以让12%的岗位消失后慢慢调整，因为他们有全球产业链的缓冲；德国可以靠高端制造消化转型压力，因为他们的劳动力只有4300万。 但中国8.5亿劳动人口，相当于每天有230万人需要挣出养家的钱。 当AI在客服领域替代70%的常规咨询，那些被裁的35岁客服专员，上有老下有小，如何承受“3个月培训转岗AI标注员”的空窗期？ 这种生存压力，不是“产业升级必然代价”能轻飘飘解释的。 还要看到，AI替代的不仅是岗位，更是社会上升通道。2025年农民工家庭收入的62%来自务工，一旦制造业岗位被AI大量取代，这些家庭的子女可能失去“进厂打工供弟妹读书”的传统路径。 郑强教授反复强调的“高考是寒门跳板”，在AI时代面临新挑战——当流水线岗位消失，那些考不上大学的农村青年，连“先就业再择业”的机会都可能消失，直接沦为“数字弃民”。 当然，不是说要抵制AI，而是必须算清“替代速度”和“消化能力”的账。 2025年人工智能产业规模7000亿，创造的新岗位约300万，而当年高校毕业生1222万，农民工新增就业800万。 简单算术题：新岗位增速（约25%）远不及替代速度（部分行业超50%），这种剪刀差才是郑强教授焦虑的根源。 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AI发展必须走“就业优先”的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