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澳大利亚一位104岁的科学家，前往瑞士接受安乐死，当药物注射到他的体内后，他却突然开口说话，说出的话更是逗笑在场的所有人...... 到2026年再回头看，很多人仍会想起2018年5月，发生在瑞士巴塞尔的一幕。 那是一场被全球媒体围观的离世，但现场的氛围并不喧闹，也不像一般人想象中的“告别”。 房间干净、简单，工作人员按流程操作，背景音乐是他自己选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与其说像葬礼，更像一次严格按清单执行的医疗程序。 当事人是澳大利亚科学家大卫·古德尔（David Goodall），104岁，外界对他的印象很统一：头脑清醒、表达直接、逻辑很强。 问题在于，认知还能保持，但身体已经明显跟不上了，按照瑞士协助自杀的规则，最后一步必须由本人亲手完成，医护人员不能替代“启动”。 可他手部力量不足，连常规装置都难以操作，现场于是改用更容易触发的开关，让他用尽量小的动作也能完成确认。 药物开始进入体内后，房间里安静得出奇，亲属、医护人员、旁观的媒体都在等那个“自然的终点”。 但几秒、十几秒过去，他居然还睁着眼，等到大家以为他应该已经昏过去时，他皱着眉说了一句：“这也太慢了（This is taking too long）。” 那一刻，紧张感突然被打断——有人忍不住笑出来，笑完又红了眼，它不是搞笑桥段，而是一个人到最后一刻，仍然保持着自己的表达方式：不煽情，不配合“悲壮叙事”，甚至对过程的效率都有意见。 很多人把这件事简单归为“自杀”或“厌世”，但古德尔的情况更像是“理性止损”，他不是因为突然抑郁，也不是因为短期情绪崩溃。 相反，他一直强调自己并非绝望，而是认为自己的生活质量下降到无法接受，尤其是“尊严”这件事，被消耗得太厉害。 他此前的人生并不灰暗，相当长时间里，他一直在工作、写作、组织学术项目，在学术界也有地位和成就。 正因为如此，当他在晚年遇到一系列限制时，那种落差对他冲击更大，比如学校以健康为由，收回他的办公室、限制他继续参与一些活动，这对很多人可能只是“不方便”。 但对一个把工作当作日常核心的人来说，是一种被动的剥夺：你还活着，但你被挪出了你熟悉的位置。 真正压垮他的细节，是2018年初那次摔倒，他在家里跌倒后无法起身，长时间无人发现，独自躺在地板上两天两夜。 对于一个高龄老人来说，这不仅是疼痛和危险，更是赤裸裸的无助——你突然意识到，哪怕你拥有再多成就，在身体失控的那一刻，你的世界，就会缩成一块冰冷的地面。 这种经历在他的描述里被反复提及，因为它让他确认：接下来等待自己的，可能是一次次重复的失能、依赖和羞辱，而不是他能接受的“晚年生活”。 当时澳大利亚的法律，也限制了他的选择，维多利亚州虽然已经推动相关立法，但要求十分严格，主要面向绝症患者。 古德尔并不是“病到马上要死”，他的问题是“老到无法忍受继续活”，在法律框架里，这并不构成许可条件。 于是他开始寻找其他国家的可能性，最后选择瑞士——因为瑞士在特定条件下，允许协助自杀，并且对外国人也开放相关服务。 他从珀斯出发去瑞士的那趟旅程，本质上是一场“为了合法结束生命而迁徙”的行动，到了瑞士后，他仍然保持一贯的表达风格。 在公开告别场合，他穿过印着“Ageing Disgracefully”（大意是“丢脸地老去”）字样的衣服，带着自嘲，也带着对制度限制的抗议意味：他不想把最后几年，活成自己无法控制的样子。 临终前一晚，他吃了炸鱼薯条和芝士蛋糕，算是给自己留的一点“正常人味”，第二天执行程序前，医护人员按照规定，多次确认他是否具备清晰意识、是否理解后果、是否为本人真实意愿，并让他反复表达决定。 古德尔回答得很清楚，意思就是：他希望心脏停止跳动，这不是冲动，是选择。 他离开后，房间里音乐还在放，争议也一直没停：有人认为这是对自由的坚持，有人认为这在伦理上无法接受。 古德尔用自己的方式，把问题摆到公众面前——“生命长度”和“生命质量”之间如何取舍，社会、法律和个体意愿应该怎么平衡。 至于他本人，或许正如他生前多次表达的那样：他要的不是别人同意，而是别人承认，他有权对自己的结局做决定。 信源：104岁老人一心赴死,安乐死中途睁开眼留下7个字,令人哭笑不得-腾讯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