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中央军委提出了“军队要忍耐”的重大决策，财政只管拨六成军费，其余四成由军队自行筹集。那一年有430万军人，总共获得56亿美元拨款。 这笔钱是个什么概念？这么说吧，当时咱们的军费开支，在世界排名里头已经掉到了十几名开外。 几百万人要吃要喝，还要搞装备维护，这点钱那是真不够塞牙缝的。 这时候，中央军委给出了一个定调，叫“军队要忍耐”。 这话听着心酸，但也是没办法的事。那时候国家要搞经济建设，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军队就得勒紧裤腰带，给国家大局让路。 可光忍耐填不饱肚子啊，缺的那四成军费从哪儿来？上面给的政策是：搞生产经营，自己挣钱养自己。 于是，一个在世界军事史上都罕见的奇景出现了：原本该握枪杆子的手，开始拿起了算盘；原本该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的兵，开始跑市场、谈生意。 这事儿一开始，确实也是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国务院和军委联合发了文，口子一开，那是相当热闹。 陆军有地，那就办农场、开工厂；海军有船，那就搞运输、去捕鱼；空军有场站，那就开宾馆、修汽车。 短短几年时间，军队办的企业从几千家一下子窜到了几万家，涉及的行业足足有15个之多，什么医疗、通信、甚至房地产，只要能挣钱，部队都敢干。 这股“经商热”在当时看来，好像还真起了点作用。 最直接的就是基层官兵的伙食改善了，营房修得漂亮了，有些缺钱的部队甚至靠自己挣来的钱补上了训练经费的窟窿。 但咱们得往深了看，这事儿真的就那么美好吗？ 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队整顿的时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军队存在“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当时的核心任务是“消肿”。 到了1985年，虽然裁军100万，员额降下来了，可这“经商”的风气一开，新的问题又冒出来了。 最先站出来拍桌子反对的，是张爱萍老将军。 张爱萍那是出了名的耿直，他看得比谁都远。 1987年，他就给国防科工委写信，话说是相当不客气。在他看来，军队搞经商，那就是饮鸩止渴。 为什么这么说？你想啊，部队的职能是打仗，是保家卫国。一旦心思都花在怎么赚钱上，谁还愿意去搞枯燥的训练？ 张爱萍当时就拿清朝的八旗军和民国的军阀做例子，这些军队当初也是因为忙着做生意、捞油水，最后把自己搞得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一触即溃。 他警告说：“军队一旦向钱看，光荣传统就丢了，战斗力也就垮了。” 事实证明，老将军的担忧一点儿都没错。 随着时间推移，这“军队经商”的副作用开始全面爆发。 有的部队为了赚钱，甚至动用了军用资源，开着军车搞运输，甚至出现了走私、倒卖的现象。 因为军车没人敢查，这中间的利润大得吓人。 更要命的是，军企和民企抢生意。老百姓做生意要交税、要守规矩，军队办的企业有特权，这就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军民关系一度搞得非常紧张。 而且，腐败这东西，一旦开了口子，就很难堵住。那时候，不少穿军装的“老板”在酒桌上推杯换盏，心思早就飞出了军营。 后来查处的郭伯雄、徐才厚等大案，往根子上刨，跟这种长期以来的利益输送和风气败坏，多少都有点关系。 到了90年代，这事儿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了。 虽然1989年后中央就开始限制新项目，也搞过审计，但只要口子没彻底堵死，大家就总有办法钻空子。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998年。 那一年7月，江泽民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 军队和武警部队必须彻底停止一切经商活动，所有的企业，要么移交地方，要么直接关闭。 这话说得斩钉截铁，执行起来也是雷厉风行。先是把文体、通信这些容易剥离的行业砍掉，剩下的硬骨头，也在后来的几年里一点点被啃下来。 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狠心？ 因为大家终于痛定思痛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军队要是不能靠国家财政“吃皇粮”，而是靠自己“找食吃”，那这支军队迟早会变质。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当年的决策就是错的。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家经济底子薄，为了把钱省下来搞建设，军队确实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那56亿美元的军费，硬是撑起了430万人的摊子，这里面的辛酸和无奈，只有当兵的自己知道。 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是螺旋上升的。 当国家经济慢慢好起来了，这种“权宜之计”就必须马上叫停。1998年的那次“急刹车”，可以说是挽救了人民军队的军魂。 从1985年的“忍耐”与“自筹”，到1998年的“彻底脱钩”，这十几年的弯路，让我们看清了军队建设的底线在哪里。 如今我们再回过头看，当年的“军队要忍耐”，是为了国家能腾出手来发展经济；而后来的“停止经商”，则是为了让军队回归本色，专心练兵备战。 这两件事，看似矛盾，其实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这个国家能站得更稳、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