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一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在大会上指着刘伯承怒骂：不要忘了，红军时期， 教条主义 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怀仁堂那天，气压很低。大家都明白，这种会不是来听好话的。几年前，还是在这同一个地方，大家穿着笔挺的新军装，参加授衔典礼，个个精神抖擞，那是何等荣光。可如今，会场里鸦雀无声，只剩压抑的气息，连呼吸都得轻着来，味道全变了，满是让人不安的沉重。 彭德怀一上台，火气就顺着嗓子冒了出来，没多余的客套话，眼神盯着刘伯承，手指着他，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地怒斥：“别忘了，红军那些年，教条主义是真逼死过同志的！”这话一出口，整个屋子瞬间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要明白这声怒斥的分量，得从红军时期的旧账说起。那时候，党内出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路线，这些人不看中国的实际情况，硬要照搬苏联革命的经验，把书本上的理论当圣旨，不管战场形势合不合适，都要按教条来指挥。 就说1933年的南丰战役，当时苏区中央局下了命令，要红军强攻南丰城。那地方地势开阔，国民党军守得牢固，兵力又比红军多不少，硬攻就是往枪口上撞。 当时朱德、周恩来都不主张强攻，可命令已下，只能执行。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主攻，手下的三师满打满算才两千人，要对付国民党军近万人的守军。 打了一昼夜，红军只拿下几个外围工事，歼灭的敌人还不够一个营，自己却牺牲了三百多人。 彭德怀赶到前线一看，心疼又气愤，当时就火了，觉得这仗打得太蠢，全是瞎指挥，而大家都知道，当时中央局里负责军事参谋的核心人物就是刘伯承，彭德怀便把这笔账记在了他头上。 其实刘伯承一开始也不赞成强攻南丰，后来还提出佯攻围城、再打援军的主意，可那时候战事紧张，两人又都是急脾气，没能坐下来好好沟通。 彭德怀只看到部队伤亡惨重，只知道刘伯承是“洋派”军事的代表，跟着中央局搞教条主义那一套，压根没机会弄清他的真实想法。这就为两人后来的矛盾埋下了根子，旧疙瘩一直没解开。 红军时期的教条主义，可不是只打输几仗那么简单，是真真切切逼死了不少革命同志。王明那套路线推行的时候，否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非要搞城市中心论，逼着红军硬攻大城市，结果一次次损兵折将。 党内还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少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同志，要么被批判，要么被排挤，有的在战场上因为错误指挥白白牺牲，有的在内部斗争中含冤而死，革命力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最后红军不得不开始长征，一路上牺牲的同志不计其数，这都是教条主义造的孽。 建国之后，部队要搞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就开始学习苏联军队的经验。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工作，一心想把先进的军事理念教给部队，借鉴了不少苏联的教学模式和战术方法。 可在彭德怀看来，这又是在走教条主义的老路，不结合解放军的实战经验，照搬外国的东西，早晚还得出问题。两人在军事理念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关家垴战斗，到建国后的部队训练，多次因为打法、理念不同吵得不可开交。 这次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本来是要讨论整风、整编的问题，可后来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批示，主题转到了反教条主义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部队里存在教条主义、军阀主义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还专门讲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给革命带来的损失。 有了这个导向，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主持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刘伯承、萧克等人。 彭德怀作为国防部长，主持这次会议，本身就有压力，再加上历史上和刘伯承的旧矛盾，以及对教条主义的深恶痛绝，才说出了那句怒斥的话。 他不是故意针对刘伯承个人，是恨透了教条主义，怕这股歪风再刮起来，再让革命同志流血牺牲。在场的人都经历过红军时期的艰难岁月，一听“教条主义逼死过同志”，就都想起了那些惨痛的过往，没人敢说话，只能沉默。 刘伯承当时心里也不好受，他一辈子为革命打仗，创办军事学院也是为了部队好，他后来也意识到不能照搬苏联经验，还主动总结游击战术，贴合解放军的实际情况。 可在当时的会议氛围里，他没有辩解的余地，只能被迫做检讨。这场批判，把部队训练中一些小缺点夸大了，说成是系统的教条主义错误，还扣上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帽子。 其实彭德怀和刘伯承，都是为了革命事业，只是脾气、理念不一样。彭德怀耿直火爆，眼里容不得沙子，亲身经历过教条主义的危害，所以一碰到类似问题就容易激动；刘伯承儒雅稳重，注重军事理论和正规化建设，只是在借鉴经验的时候没能完全避开教条的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