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厦门刑场上，怀胎八月的梁慧贞摘下手表塞给刽子手：“别打肚子，朝头开枪，拜托了”刽子手握着沉甸甸的金表刚要咧嘴笑，目光扫过她隆起的腹部突然僵住——这个手握屠刀的汉子，第一次在刑场犹豫了。 “求你别朝我肚子打。”梁慧贞把手表放进刽子手手心，声音低得只能听见一半，那天早上刚亮，禾山刑场站着十几个人。 空气闷得透不过气，只有梁慧贞的声音能钻进人耳朵里，她肚子隆起得很明显，走起路来小心地扶着自己，旁边有个警察催促快点，场面一时安静得吓人。 梁慧贞小时候家里条件不错，父亲早年在海南做过官，家里人都说女孩子要安安分分过日子，她不听劝，读书很用功，师范学校毕业后没想着回家相亲，而是去了澄迈当校长，后来又做了老师，她那时候心里就有想法，觉得女人也能顶半边天。 1920年代末，她在上海遇到了王海萍，两个人志气相投，结婚没多久就一起去了福建，王海萍是个老党员，性子很冲，什么事都敢往前冲。 梁慧贞当了交通员，天天在厦门和上海之间跑，传递文件，干的都是最危险的差事，她办事利落，别人劝她别太拼命，她说：“没啥怕的。” 1931年春天，一个晚上，厦门鼓浪屿的机关被人出卖，梁慧贞那时已经怀孕七八个月，肚子大得遮不住，她被抓进牢房，警察问了几回话，她都不吭声，有人劝她：“你现在有身孕，别再折腾了。”她摇头不理，反而越发沉稳。 在牢里，梁慧贞每天都坐在角落，有时候摸着肚子发呆，外面总有脚步声，狱卒偶尔递来一碗稀饭，她接过来，动作缓慢但不发抖，邻座的女犯小声问她怕不怕，她只淡淡说：“怕也没用。” 时间一天天过去，警察威胁利诱都有了，有人带着纸笔过来，让她写悔过书，她接过笔，写了两行又划掉，最后把纸推了回去。 警察也不再逼她，每天只是例行问几句，她肚子越来越大，走路慢了，脸色也越来越白。 到五月一号那天，天还没亮，狱卒把她叫了起来，“走吧。”声音很轻，也没什么感情，梁慧贞自己穿好衣服，慢慢站起来，手摸了摸肚子，她没有哭，反而安慰旁边的女犯：“别怕，没事的。” 出门的时候，她特意把手表取了下来。那块表是家里留下来的，她一直戴着。她看了看表，时间已经过了五点。她把表收进衣袋里，低着头跟着队伍往刑场走。 禾山刑场空地上，几个人围着，梁慧贞走过去，抬头看了一圈，没有熟人，她把表拿出来，递到刽子手手里，声音不大：“这个给你，拜托了，别伤我孩子。” 刽子手愣了一下，低头看着手里的表，金色的表壳在晨光下有点晃眼。他本来想笑，结果看到她肚子鼓得那么高，脸色一下子变了。他下意识咬了咬嘴唇，没接着笑出声。 旁边一个警察催促：“快点！”刽子手手指有点哆嗦，枪口对着她的额头，梁慧贞闭上眼，嘴角微微翘了一下，没有哭，刽子手把枪举起来，手一直在抖，那一刻，他心里也不是个滋味。 枪声响了，地上一下子安静下来，梁慧贞倒在地上，脸贴着泥土，她的肚子还是那么大，衣服下的小生命也跟着一起没了，刽子手看着地上的金表，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 消息传出去，厦门城里不少人都议论，有说她太倔，也有说她心真狠，可熟悉她的人知道，梁慧贞一辈子就是这样的性格，认准的事谁都劝不动，她从小到大都不怕吃苦，也不怕丢命，她觉得自己做的事值。 梁慧贞的丈夫王海萍听到消息，心里像压了块石头，他没时间多想，只能继续干自己的事，几个月后，他也被抓了，最后同样倒在了刑场上，两个人的名字后来慢慢被人记住。 梁慧贞小时候在海南，家里人都说她太固执，上学时，她常常一个人坐在教室角落，别人玩闹，她却盯着课本看，老师问她为什么这么拼，她只说：“想让自己有点用。” 她去澄迈当校长时，家里人不同意，她坚持去了，工作很认真，后来去上海，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人，她做事总是很干脆，从不拖泥带水，大家都说，她不像个普通女人，更像个有主意的“新女性”。 她和王海萍结婚时，两个人没拍照也没请客，她说婚姻是自己的事，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结婚后，她更忙了，每天都在外面跑，她没觉得累，反而觉得充实。 梁慧贞最后一次见家人，是在鼓浪屿被抓之前，家里人劝她别再冒险，她只是笑了笑，说自己知道轻重，但家里人都明白，她认死理，劝不动，她走的时候，母亲一直在门口站着，没说话。 她进了牢房以后，给家人写过一封信，信里没说太多，只是让家人保重，说自己不会后悔，家里人收到信后都哭了，但谁都知道，她要是真的想回头，早就回来了。 梁慧贞死后，很多年没人提起她的名字，只有少数老革命还记得她，后来，作家写小说，才把她的故事写了出来，她的故居也被保护起来，偶尔有人去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