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张译请一个钟点工，离开后发现钱被偷了，钟点工还不承认，张译只能报警。警察说：“一没证据，二没摄像头，又过了半个月，没法立案。”张译灵机一动，一招扭转局面。 2004年，对张译来说，是一段并不体面、却刻骨铭心的岁月。 那一年，他还没等来命运的转机。 没有代表作，没有名气，住在北京城一处并不起眼的出租屋里，屋子不大，家具简陋，靠墙放着一张折叠床，一张旧书桌，桌角磨得发白。 每天的生活轨迹很简单——跑剧组、等机会、回家继续等。 为了节省时间，也为了让自己能专心准备试镜，他请了一个钟点工，每周来一两次，简单打扫屋子。钟点工是中介介绍的，中年女性，说话不多，看着老实。 张译那时对人向来客气，也没什么防备心理，每次她来打扫，他就出去买菜，或者干脆去外面转转，等她走了再回来。 事情发生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下午。 那天他回到家，像往常一样进门、换鞋、放包。可走到桌前时，他的动作突然停住了。 抽屉半开着，里面明显空了一块。他心里一沉，把抽屉彻底拉开，反复翻看，脸色一点点变得难看。 钱不见了。 不是巨款，却是他那段时间全部的“底气”——几千块现金，是准备交房租和下个月生活费的。张译站在屋子中央，足足愣了好一会儿。 他不愿意往最坏的方向想，可屋里除了钟点工，没有第二个人来过。 他给对方打了电话。 电话那头的女人一口否认，语气很冲：“我干这行多少年了，怎么可能偷你钱？你别乱扣帽子。” 张译解释得很克制，说自己只是想问清楚，并没有直接指责。但对方越说越激动，最后干脆把电话挂了。 那一刻，他心里彻底凉了。 犹豫再三，他还是报了警。 民警来了，简单询问了情况，看了屋子。没有翻动痕迹，没有监控摄像头，钱也不是刚丢的——他是半个月后才发现的。 民警的态度并非冷漠，只是现实而直接：“一没证据，二没监控，三时间太久，按程序没法立案。”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 警察走后，屋子重新恢复安静。张译坐在床边，低着头，半天没说话。 那几千块钱，对别人也许不算什么，但对当时的他，却意味着能不能继续在北京熬下去。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穷，不只是没钱，更是没有话语权。 可他没有就此认栽。 冷静下来后，他开始回忆每一个细节——钟点工来打扫的时间、她离开的方式、自己发现钱不见时的状态。越想越清楚：钱，几乎可以确定是在她打扫期间丢的。问题是，怎么证明？ 那天夜里，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突然灵光一闪。 第二天，他重新联系了那位钟点工，语气反而比之前更平静。 他没有再提“偷钱”，而是说：“可能是我记错了，钱也许放在别的地方了。不过我最近正好有点事，想请你再来一次，帮我彻底打扫一遍。” 对方迟疑了一下，最终答应了。 那天，张译提前做了一件事。 他把家里仅剩的一点现金，特意放在一个显眼却又“合理”的位置——不锁、不藏，和之前丢钱的习惯一模一样。然后，他借口出门，却并没有走远，而是提前找人帮忙，在门外留意动静。 钟点工离开后，张译回到屋里，几乎是第一时间拉开抽屉。 钱，又少了。 这一次，他没有慌，也没有愤怒，而是立刻报了警。警察很快赶到，在对方还没走远的情况下将人拦下。证据终于成立——钱在她身上，被当场查出。 钟点工沉默了。 再多的辩解，在事实面前都显得苍白。案件这一次顺利立案，事情很快有了结果。钱被追回，对方也受到了相应处理。 事情结束后，张译并没有如释重负的快感，反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复杂。他后来回忆这件事时说，那并不是一次“胜利”，而更像一堂现实的课。 那堂课告诉他：在底层挣扎的人，往往连被冤枉、被欺负，都要自己想办法证明清白；规则并非不公，但规则从来不会为“可怜”自动让路。 很多年后，张译凭借《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等作品走进大众视野，成了被认可的演员。 可那段在出租屋里，为几千块钱辗转反侧、绞尽脑汁的经历，却一直留在他心里。 它提醒他——真正支撑一个人走下去的，从来不是运气，而是在被逼到角落时，依然不放弃思考与尊严的那一刻。
